金庸散文（转）
金大侠的十五部武侠作品妇孺皆知，可他的散文、政论等金迷们却所见不多，这是由于金老的政论都刊载于《明报》，流传不便，而且又未结集出版，实为一大遗憾！我在此收录了《三剑楼随笔》中金老的作品，以慰金迷！[ 本帖最后由 lzkd 于 2010-1-19 06:13 PM 编辑 ]
《相思曲》与小说
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了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
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
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竣的是广东鱼翅，而
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
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
束的漫淡，或许越是轻松可喜。但《相思曲》据说是从美国作家詹姆斯·凯恩（Ja
nlesM. Cain）一部同名的小说改编的，我在三四年前看过这部小说，现在想来
，不觉得小说与电影之同有什么关系，后来拿小说来重翻一遍，仍旧不觉得有什么
关系。
你看了电影之后，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普通的俗套故事，不知道有多少美国影
片曾用过这个故事：一个艺木家受到一个贵妇人的提拔而成了名，两人相爱了，后
来那贵妇抛弃了他，使他大受打击，但另一件真城的爱情挽救了他。然而小说的故
事却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
凯恩的作风与海明威（ErnestHemingway）很相像，他们两人再加上司各特·
菲兹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和威廉·福克纳（WillianlFaulkner），这
几位美国第一流的作家对欧洲近代小说发生了相当大的影晌。凯恩有点模仿海明威
，不论题材和风格都有点相似。这部《相思曲》的小说，造句筒短有力，描写激烈
的感情、粗鲁的火热的性格，在性的方面肆无忌惮，都很像海明威）但社合意义却
胜过了海明威大多数的作品。
电影里的女主角（莎列妲·梦桃所饰的黄亚娜）是一个有钱小姐，在小说里却
是一个妓女；电影里教堂那一场戏庄严肃穆，马里奥·兰沙虔敬地唱着《圣母颂》
，但在小说里，马里奥，兰沙沙所饰的这个男主角丹蒙却在教堂里强奸这个妓女，
而黄亚娜后来也不加拒绝。
单是这两个例子，你就会想到，电影与小说的风格是截然相反的。是不是电影
的文雅比较好些呢？我以为一店也不是。
在小说里，黄亚娜是一个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是一个妓女，男主角丹蒙和她同
居（决不是结婚），把她偷偷带到美国。
丹蒙在舞台上和电影界都成为大明星。电影的制片人温斯敦很憎恨黄亚娜，他
怕观众们知道她的身世之后会大大影响丹蒙的票房价值，于是去报告移民局，要把
她驱逐出境。黄亚娜和丹蒙是真城相爱的，她不愿这场真挚的爱情被金钱、名声、
种族偏见所毁掉，于是在一个酒会里用斗牛的剑把温斯敦剌死，丹蒙和她逃到了危
地马拉。
结局是很悲惨的，丹蒙越来越潦倒，天天在下等妓院里厮混，黄亚娜终于离开
了他，又去当妓女，在追逐中，黄亚娜被警察打死。
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故事，控诉恶劣的社会怎祥摧毁一个歌唱的天才，怎样杀
死一个善良的少女，怎祥破坏一桩纯洁的爱情，但好莱坞杷这个有力的故事改交为
一个女人祸水的公式。
小说中有一段活（小说是用第一人你写的），表示了作者对好莱坞的看法，也
说明了好莱坞为什么要用现在的方式来摧毁这部文学作品，书中这祥说：“我不喜
欢好莱坞。我所以不喜欢它，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对待一个歌唱家的方式，一部分是
由于他们对她的方式。对于他们，歌唱只是你所买的东西，你必须付钱的东西，演
技、剧本的编写、音乐以及其他所有一切他们所使用的东西都是这样。
这些东西本身可能自有其份值、这种念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认为本身
自有其价值的，那只有制片家，他决不知道勃位姆斯与艾荣·柏林之间有什么分别
，他不会知道歌唱家与哼时代曲的人有什么分别，直到有一天晚上，二万多人高声
大叫要听那唱时代曲的人唱歌，他才懂得两者的不同，除了遍剧部替他写好的故事
大纲之外，他不合读书，他甚至不合说英语，但他自以为是精通音乐、歌唱、文学
、对话以及摄影的专家，只因为有人把奇勒·基宝借给他拍一部影片，于是他成功
了。”
小说家凯恩对于好莱坞一点也不尊敬，于是他们对他的小说也使用了暴行，不
过不是在教堂里，是在摄影场上。
风云阁主摘自《三剑楼随笔》
“大国者下流”
国家不论大小，主权一律平等，这个概念是近代国际法的基础。然而在国际关系中，还是承认大国与小国之间是有区别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五大国一致的原
则，就是在法理上承认大国权利的一个例子。近几个月来，这问题又讨论得热烈起
来，我们最近见到一篇份量很重的长文，其中特别提到了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与小国
民族主义的偏向。文中说，我国在汉唐明清四代时是大帝国，常去欺侮国境四周的
外族，虽然近一百年来我国经常受外国侵略，经济文化又极落后，然而条件改变之
后，我国又强大了，那就得特别提防大国主义。
我想，这种胸怀和想法，那才真是所谓泱泱大国之风。《老子》中有几句话，
现在想来还是很有意义。我国这位古代的哲学家说：“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
下之牧。牧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
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言人，小国不过欲人事人。夫
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这段话大致意思是这样：最低下的地方，才是众川汇归的地亢大国谦下，天下
自然归附。谦逊和平的经常以安静战胜嚣张赎武的。大国对小国谦下，就可取得小
国的信赖；小国对大国谦下，才能取得大国的信任。大国不过是要领导小国，小国
不过要大国不来侵犯它，只要大家谦下，就会各得所欲。但小国素在人下，不患不
谦，所以大国要特别注意谦下。
老子的哲学向来受到极大的注意，据任继愈先生说，我国从古到今关于老子的
著作不下几百种，关于老子的译文和论述，单是最近五十年来，用英、德、法各种
文字发表的共一百多种，日本的还不在内。苏联哲学家们对老子的哲学有很高的评
价，认为他是我国古代唯物论思想的代表人物。我国近代学者女“郭沫若、范文澜
、侯外庐、吕振羽、马叙伦等对老子都作过相当深的研究，大家的结论还不一致。
侯外庐和吕振羽认为老子是唯心论者，但目前的趋势，认为他是唯物论者的人较多
。至于他哲学中有丰富的辩证法，这是古今中外没有人有任何怀疑的。
《老子》全书不过几千字，它的字数大概只相当于几篇《三剑楼随笔》，然而
其中所包含深刻的思想，却令后人钻研不尽。
他认为国家要谦下，个人也要谦下：“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尽了力而不自以为了不起，做成了而不自以为有功
劳。正由于不居功，他的功绩也就不会失去。）老托尔斯泰有一个巧妙的比喻，意
思也有点相若。他说，一个人如同一个分数，分子是他的实际价值，分母是他自以
为的价值她越是自以为自己大，他的真正价值越小；他如咱以为无穷大，他的真正
价值就等于零。
历史上自以为无穷大的人并不少，尤以帝王为多。公元四零一年时，我国历史
上却发生了一件难得的趣事：南燕的君主慕容德与群臣一起饮酒，酒酣，问群臣道
：“我可和古代什么样的帝王相比，”青州刺史鞠仲道：“陛下是中兴圣主，可比
得上中兴夏的少康和中兴汉的光武。”慕容德命左右赏一千匹绢给他。鞠仲听说赏
赐这么多，吓了一跳，连忙辞谢。慕容德道：“你会开我玩笑，难道我不会开你的
玩笑吗？你的话不实在，所以我也骗骗你，你以为真的赏你吗？”韩范道：“天子
无戏言，今天的话，君臣两个都错了。”慕容德大喜，赏了韩范五十匹绢。
鞠仲乱拍马屁，哪知慕容德颇有自知之明，而且十分幽默，不接受他这顶高帽
。慕容德是少数民族的鲜卑人，他们向来住在我国的北方（据近人考据，西伯利亚
的意思就是“鲜卑之地”，“西伯”是“鲜卑”的音转）。后来鲜卑人虽然人据中
原。建立了繁盛的元魏，但在慕容德那时，所受的文化陶冶还很浅，他竟然有此识
度，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北国初春有所思
一、高空的遐思：中国民航的班机从启德机场起飞后，俯视下方美丽的香港海山与高楼大厦，思潮起伏。我想起最近因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建议而引起的剧
烈争议，香港人的忧心不安。彭定康先生建议的主要内容，以及香港社会上的辩论
争执，在五年前的1988年，事实上曾经大同小异的出现过。其时香港有一群人要求
1997年后加快发展民主的速度，要求立法局议员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反对功能团
体的选举，反对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此后引致游行烧报纸，烧基本法草案。
但基本法既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当时伦敦和香港当局都公开表示满意
与接受，一切争议都已由法律条文正式解决了。为什么忽然又要将已经解决了的争
议用另一种方式再提出来呢？在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的五年期间，与中方领导人及
草委们不断交换意见，我充分了解，期望香港今后长期稳定繁荣，保持目前的制度
基本不变，维护香港的自由与法治，这一点中方和香港人的意愿与目标是完全一致
的。大家都盼望越少改变越好。中国当局肯定维持香港的现有制度对中国有利，香
港人更觉得保持不变以香港人有利，那为什么要改变呢？中央联合声明和基本法，
就是以国际条约与国家立法的形式，规定现有制度尽可能不作改变。由于共产国家
的政治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差异，香港人期望能争取到一些保障。中方
为了使香港人安心，在许多方面都作了让步。我认识到什么是中方让步的极限与底
线，当时的所谓“主流方案”与“双查方案”，相信已到达了底线；而其中“取消
大选举团”、“10年后公民投票”等几项，事实上已超载了底线，中方是勉为其难
才同意了的（在“六四”之后终于叠同删除）。但当1988年秋冬之季，香港社会上
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明内情，认为基本法的草案制订得大大不够民主，甚至是违反民
主。
现在彭定康挟英国举国之力，再加上美、加、澳的国际政治势力，企图旧事重
提，推翻基本法成议，改变功能团体选举性质，加速直选，这能做得到么？我相信
不能够。目前要修改基本法的规定固然不可能，即使在1988年、1989年，彭定康先
生就算当时已是港督，结合急进民主人士提出这一套主张来，也决不能为中国当局
所接受。在1988年时许多人不了解这一节，到了今日，从中国当局的强烈反应中，
总应该明白了吧。中国当局不愿改变香港现存的稳定繁荣局面，不愿急剧改变政治
制度，拿对他们十分重要的香港来做冒险性试验。决定了的方针是：摸着石头过河
，一步步的发展,有了确定的成绩，局面稳定，再前进一步。
全世界都注视着香港，中国在香港恢复先例主权之后，决不能在政治制度上立
即急速大改，以致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准降低。
民主制度循序渐进的发展，经济可确保繁荣兴旺。全面直选的到来最迟得十年
，决不致拖垮经济。香港数年内还经受不起南韩那样的街头流血，台湾那样立法会
议内的殴打武斗。
去北京之前，查济民先生（他是高我三辈的族尊）吩咐我为《香草诗词》的第
二辑写几首诗。《香草诗词》是前香港基本法草委所作诗词的一个集辑，两年前已
印了一辑。济民先生70岁开始学诗，今年刚做过了80大寿，对作诗填词兴致很高，
有些讽世忧时之作着实不错。我作旧诗的功力自知甚低，连平仄黏拗也弄不清楚，
但长者命，不敢辞，半宵不寐凑成了四首。
参覃有感四首
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
旦夕毁誉何足道，百年成败事非轻。
聆群国士宣精辟，策我庸驽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敢辞犯难惜微名？
京深滇闽涉关山，句酌字斟愧拙艰。
五载商略添白发，千里相从减朱颜。
论政对洒常忧国，语笑布棋偶偷闲。
钱费包张俱逝谢，手抚成法泪潸潸。
法无定法法治离，夕改朝令累卵危。
一字千金筹善法，三番四复问良规。
难言句句兼珠玉，切望条条奠固基。
叫号长街烧草案，苦心太息少人知。
急跃狂冲抢险滩，功成一蹴古来难。
任重道远乾坤大，循序渐近天地宽。
当念万家糸苦乐，敢危百姓耐饥寒。
哗众取宠浑闲事，中夜抚心可自安？当飞机高飞入云，再也望不到香港时，我
回忆起当年参加起草基本法的种种经过。又想起报馆里的一些同事，电脑排字部与
机器房的工友，写过信给我的报纸与小说的读者，我的司机和他的子女，街头的报
贩，他们大都是生于斯、长于斯，而又将老死于斯的人，人生本已多忧患，又要为
1997而忧心。为什么一断有人要掀起风波，更增他们的苦恼呢？二 北国春早似江
南离开香港时料想北国春寒料峭，所以带了厚毛衣和大衣，岂知抵达北京，下得机
来，阳光普照，竟然略有江南阳春三月的意味。来机场接我们的李源潮先生只穿一
套薄薄的西服。
李先生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第一局局长，负责对外联络的工作。我这次去北京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港澳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共同邀请，和香港分社副社
长张浚生先生及他的秘书郑浙民先生同行。李先生是全国政协常委，其时正在开会
，他还是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副主席，看来很年轻。
从机场到市内，正在修一条高速公路，不久就可通车。我们到得早了一个月，
树梢尚未见嫩芽，待得四月间，那就满城万花似锦了。
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见曾建徽主任。新闻办与港澳办是国务院属下的平行机
构。国务院属下有“部、委、办”三种不同机构，级别相等，负责人是部长级。新
闻办公室本来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对外宣传机构，目前工作性质有所改变，减少了
共产党的宣传任务，而加强提供信息、对外联络及协助传播媒介、联系沟通等等工
作，所以划规国务院系统。曾先生和属下司局级负责人都精通外语，谈到国际及香
港各种事务时，消息灵通得很。他告别强调，香港记者想询问情况，随时可请他们
协助，新闻办会尽力相助联系有关方面机构。早一日港澳办主任鲁平会见记者，主
持招待会的就是这位曾先生，香港人在电视中都见过他了。
晚上曾先生在燕莎中心设宴。燕莎中心是一个包括酒店、商场、餐厅的综合场
所，规模很大，“莎”是德航Lufthansa。百货公司的规模也不小，人们一层层的参
观。有一座啤酒厅相当别致，酒排里有一双硕大无朋黄铜啤酒桶，旁边一间大房中
是一只只的啤酒发酵大木桶。啤酒厅供应最新鲜的自酿德国式啤酒。营业直至凌晨
二时，我们去参观时见已坐满了酒客，人人手持大杯，宛然是德国慕尼黑啤酒厅的
景象，估计外国顾客约四分之一。
晚宿港澳中心，是瑞士酒店专家管理的旅馆，设备及服务与瑞士本土的旅馆无
甚差别。中国人手多，服务水准虽尚不及香港，但胜于欧美。房间的信笺信封上都
印了我的英文姓名，可见服务的素质。
三 中国将是经济巨龙3月19日上午去参观秀水街等几处成衣售卖摊档，是出
于我们的要求。
这些摊档全国闻名，主要是供应来自东欧的顾客。秀水街的摊挡品质较好，价
格自然也贵些，光顾的大都是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人。使馆区附近一两条街的
摊档则是以供应俄罗斯及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商贩为主。这些东欧商贩提了极大的条
纹胶布袋，和摊档东主讨价还价。讲价钱用小电子计数机进行。东主在计数机上按
一个数字，商客摇头，叽哩咕噜的讲几句外国话，另按一个数字；东主连说No，No
，加上几句破碎的英语甚至北京话，再按一个数字，相信是减了价；客商再摇头，
再说外国话，再按数字。如此如此，终于双方点头，各说对方都不懂的语言，满脸
笑容的成交。
客商将各种廉价的花布裙、丝衬衫、羊毛衫、牛仔裤等等塞满一只只大布袋，
提到街口，有人手持一卷卷的阔条胶纸，将布袋全部严密包封；又有小货车、单车
、三轮车、的士等候载客运货。
这几条街据说营业极旺，下午三、四时挤得水泄不通。据街道的管理员说，一
个普通摊档每月营业额约10000元，除去货物成本5000元，摊位租金、管理费、税项
、水电等约2000元，每月可得利润3000元。一对夫妇经营一个摊档，生活很富裕了
。管理费中包括清扫、晚间巡更、翻译人员（用于解决退货、换货等较复杂的问题
）。
典型的东欧商贩是高高瘦瘦、30岁左右的男子，衣衫的水准远不及一般北京人
，板起脸孔，眼露疲色。大多数摊档工东主则红光满面，矮胖矮胖而全是笑容，身
旁的妻子则大声叫嚷而忙碌。忧郁冰冷和乐天务实，在这里表现了明显的对照。
在这里看到了最简单的市场经济的运作。许多作坊工场制造大批简单的衣裤，
贩卖、市集、包扎、运轮、互助、管理，大批人力自发的辛勤努力，政府几乎完全
不必插手，经济自然趋向繁荣。个体户晚上收了摊档，喝几瓶啤酒，吃一只鸡，日
子过得安适而快乐。
像这样的经济活动，中国数千年前早就有了。现在不过政府不再禁止干预，任
由天性勤劳而善于经营的中国人发挥原有的本领。这种本领使得中国人在亚洲四小
龙中占其三（另一条小龙南韩，在秦、汉、唐时都曾属于中国，直到清代仍是中国
的保护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这种本领，使得千千万万华侨在全世界成家立业
，发达兴旺。
中国全国在经济上正大举改革开放，其实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只消除去种种阻
挠市场经济的障碍，解放中国人固有的勤劳积贮、善于计算的天性，中国在经济上
不久就是一条巨龙，不单是亚洲的巨龙，而且是世界的巨龙。
再加上教育、扶助、调节、以法律维持社会和市场秩序（这些是政府的功能）
，这将是一条健康而友善的巨龙。
四开放的中国盼奥运李源潮先生带我们去参观亚运村。体育场和运动员宿舍
的范围太大，我们只能坐在汽车里绕着兜个圈子，远观一番。
北京城里仍然到处是欢迎奥运会考察的中英标语。强调的是“一个更加开放的
中国、更加开放的北京迎接公元2000年奥运会”。这样的口号无处不在，甚至我们
所在港澳中心酒店，健身房的名称也是“2000年奥运健身房”。
香港奥运协会支持在北京举行奥运会。中国当局对香港奥运会此举十分高兴。
根据基本法规定，1997年之后，香港仍可用“中国香港”的名义，自组队伍参加国
际体育活动。如果公元2000年的奥运会在北京举行，那将是香港首次以“中国香港
”的名称参加。
奥运会如能在北京举行，我想最大的好处是中国强调“开放的中国盼奥运”。
这件事当会推动造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的进程和速度，更加积极的投入国际
大家庭，接受国际间公认的普遍价值观念，对法治和人权的尊重，对民主政治的逐
步发展，对人民重视道德和礼貌的教育，更加重视“公平竞争”的习惯等等，等等
。
但中国也有不利的因素。不过即使争取不到，那也不必太失望。在争取的过程
中，已经拿到数不清的无形金牌了。
五 见故乡人谈故乡事19日上午，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省长万学远会见并宴
请。他们两位正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
在香港时，新华社曾问我，除了预定要见的中央领导人外，还想见谁。我想，
人大、政协正在紧张开会，不便要人家抽时间出来，打扰重要工作，所以只提了一
句：“如果浙江省领导人那一位有空，想请他谈谈家乡情况。”不料两位领导人都
到了。此外与宴的还有嘉兴市副市长范巴陵女士，她是一位作家，去年12月我去嘉
兴时承她相陪同游南湖。她说我所捐赠的“金庸图书馆”建造顺利，嘉兴杜云昌市
长要求“保证质量、保证进度”，预定年底可以落成。
万学远省长是新当选的。最近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选省长，3个候选人竞争激烈
。据说中央比较支持原省长葛洪升，第1、2次投票时他都领先。但第三次的投票（
淘汰了第三名候选人而投票）时给万学远反先而当选。葛洪升是部队出身的山东人
，在浙江工作已数十年。去年我去杭州时，他曾请我吃饭，介绍浙江的经济发展情
况，头脑很清楚。事后我问起其他工作人员，有人说葛省长抓工作挺好，领导浙江
的工农业发展都相当理想，只可惜脾气急躁些，同时他的山东话有一小半听不懂。
万学远省长是上海人，看样子斯斯文文的，大概人缘很好，要投票选举，语言与人
缘两者就占便宜了。无论如何，那总是在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
张浚生先生是福建长汀人，但过去长期在杭州读书和工作。他在浙江大学毕业
，在浙大当光学教授，实际从事过的科学工作范围很广，包括制造天文望远镜、电
子显微镜、红外线仪器等等，后来调去当杭州市委书记。他早已以杭州为家，儿女
都在杭州。他的秘书郑浙民先生人如其名，是浙江人民。所以我们三人听李书记谈
浙江事务，都感到熟悉亲切，也有了一份了解，其中当然是我了解得最少，因为离
家乡既久，也少有回乡。
浙江省的工农业生产在全国是颇为先进的，发展速度名列前茅。不过近年来名
气没有“三东”大。所谓“三东”是广东、山东、辽东。我想不久又得加一个浦东
，成为“四东”。其实浙江的绍兴、宁波、温州等地发展市场经济也很有成绩，尤
其是温州，事事抢选创新。江苏南部的经济产值是全国最高的，据说单是无锡一县
，就超过西藏、青海、甘肃三省的总和。全国100个强县中，无锡县居首。所以“四
东”似乎应该指“江东”，传统上那是江浙一带。
六 江泽民谈中国的脊梁19日下午3时半，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
张浚生先生陪我走进客厅时，江总书记到厅门口迎客想见，厅内已到的有政治
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港澳办主任鲁平、新闻办主任曾建徽、新华社香
港分社社长周南。
江总书记先说：“查先生久仰了，今日初次见面，我们十分欢迎。你的小说在
内地有很多读者，许多领导人也很爱看。我没有仔细读过，但翻阅过，知道你的小
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
我谦逊一番后说：“这次来北京，人大、政协正在开会，各位都很忙碌，前来
打扰，很过意不去。”
江：“查先生来，我们总是欢迎的，很有兴趣和你谈谈，交换意见。人大、政
协的会开得很好，很顺利。你是1924年生的，还是浙江口音，乡音未改哪，鬓毛却
也未衰。你比我大两岁。”他转口问丁关根，丁是1929年生，江苏无锡人；鲁平是
上海人，周南是山东人，都比江泽民小一岁，曾建徽小2岁。
江泽民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
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感情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
地方能起共鸣。”
他指着茶几上的一本《明报月刊》一月号，说：“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
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
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700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的、喜
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员，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
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
翻译我也看过了。”他指指《明报月刊》旁边放的几页英文复印本，有几行底下划
着红线，相信是他新闻记者时表示同意的。
他问起一般香港人对于中英争议的看法。我说工商界人士大都不赞成彭督的方
案，一般职工和青年学生则支持，目前双方的人数大概差不多，也或许低薪人士和
青年支彭的人数略多。一般而论，普通香港市民对于争执的内容实在并不明白，大
家只希望中英谈判合作，香港社会稳定繁荣，平衡过渡，不希望突然有急剧的改变
。所以鲁平主任在记者招待会中肯定宣告中国不会提早收回香港，所谓“另起炉灶
”乃是完全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办事，香港股市立即大升。这可以充分反映了香港工
商界的观点。
此后有30分钟左右的时间谈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和英国的政治局势。我总的印
象是，江泽民并没有太激烈的主张和言辞，但对原则和外交立场十分坚持，表示没
有退让半步的可能。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决不会对外国人的无理压力弯腰
。”他说：任何外交上的磋商谈判，双方当然可能各自作出合理的让步，以换取对
方的让步，由此达成协议。但协议既然成立，就决不容许食言反悔，言而无信。就
算是面对有组织的西方国家强大压力，我们也决不会屈服。中国自解放以来，从来
没有不遵守国际公约、协议的纪录。中英联合声明我们必定严格遵守，基本法的规
定要切实执行，和外国达成的谅解和协议必须照办。
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这句话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说的。他有
民族气节。他是浙江人，你们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也是浙江人。他的
诗词我想有三个方面，‘红酥手，黄滕酒’的《钗头凤》是爱情方面的；许多田园
和抒情诗词是冲淡洒脱方面的；后世人最重视的是他的爱国诗，尤其‘死去原知万
事空’那一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不赞赏的。”
他说：“我是学电机工程的，丁关根同志也是学科技的，我们都是上海交大毕
业。我不搞文艺，但喜欢文艺，关根同志也是。”
此后他和我谈了一串中外文艺作品：他最近借了俄国一部电影的录像带来看，
是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拍摄的，他说这表现了旧俄时代高尚的人道主义精
神。
托尔斯泰的另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他说，那可说是俄国《红楼梦》
，通过家庭生活来反映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束缚。
莎士比亚的戏剧 Timon ofAthens，他觉得剧中主角狄蒙斥骂雅典人崇拜金钱、
生活腐化、朝三暮四、品格卑鄙的部分十分淋漓痛快。我想他特别提到莎士比亚这
部比较次要的剧作，当是其中含有强烈的政治内容，以及当时雅典人“一切向钱看
”的心态淹没了高尚的情操，这种危险的精神状态值得注意。
他关于鲁迅所说“中国的脊梁”，我回到香港后查阅鲁迅《且介亭杂文》，这
句话出于《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 作于1934年9月。该文的最后三段是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人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
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
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
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
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以全体
，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欲看看他的筋骨
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七 谈到香港、西藏后来又谈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他说：“‘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的保证是一定要实现的。关于内地和香港人的关系，我曾说过一句
‘河水不犯井水’。香港就有人说，我只说‘河水不犯井水’，没有说‘井水不犯
河水’，意思是井水可以犯河水。其实我们中国人有许许多多歇后语，两句话说了
前一句，就包括了后一句，用不着全部说完这么罗嗦。我说‘河水不犯井水’，就
包括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含义。查先生你的小说中不是有很多歇后语么？这是中
国语文的一种特色。”
“努力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是我们的长期国策，那是决不会改变的。”
他说：“我到过香港三次。一次是1965年，一次是1980年，第三次是1983年，
那时我是电子工业部部长，出国访问，经过香港。新鸿基的冯景禧先生招待我去参
观股票交易所，香港人叫做‘金鱼缸’的。那次住在新华社的招待所，靠山面海，
风景好得很。香港的经济发展很有成绩，我一直很注意。”
“香港人大都要求稳定繁荣，凡是支持香港稳定繁荣的，得到香港人拥护，破
坏稳定繁荣的，香港人就反对。其实香港要稳定繁荣，中国何尝不要稳定繁荣？全
世界都需要稳定繁荣。中国12亿人永远站在稳定繁荣一边，一方面要坚持和平，另
一方面是坚持原则，不容许别人乱七八糟的乱搞。”
他接着谈到西方国家对于西藏的干预，谈到他去西藏视察的经过，那一次是和
丁关根同去的。他说先在青海过一夜，分阶段的适应高山气候，也即是“循序渐进
”的应付困难环境；不过去向班禅喇嘛的遗体致敬时，室内空气不畅，酥油灯烟雾
缭绕，还是感到有些晕眩。
“美国人老是根据不准确的资料，说我们欺压西藏人，可是我们每年给西藏补
贴多少个亿啊，他们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提。西藏解放前，西藏一部分穷人是奴隶
。北京有一个关于西藏的展览馆，有很多实物。穷人给奴隶主斩手、斩脚、剥皮的
情状都可以看到。美国前总统卡特和我会见时，曾说西藏本来有600万藏人，现在其
中大部分是汉人，说西藏地方给汉人占了。其实西藏自治区人口300万，其中藏人2
90万，汉人只有8万。
西藏高原那样空气稀薄的地方，汉人长住是受不了的。在四川、青海、甘肃境
内的藏人另有200多万。 我拿具体的资料给他看，卡特笑了，他说他手头的资料中
，居然说四川成都也属西藏。”
“1997年之后，香港不用缴税给中央，中央也不给香港补贴。可是现在我们每
年给西藏补贴，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公路等等现代化设施。汉人人多，经济力量大
，对于兄弟民族，我们是一贯支持帮助。”
八 新闻、经济、对港政策我问到新闻领域和文艺领域方面，今后如何进一步
开放。
他说：“去年10月我在十四大所做的报告中，提出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十大
任务，其中就有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任务，要把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和建设提高到新水平，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不是八股式的口号，而是真正切切实实的做到。”
“新闻报道必须根据事实，决不是不可以提批评建议，但重点是鼓励全体人民
乐观向上，精神奋发。文艺创作也不是不可以反映社会的阴暗面，不过主流应当是
振奋人心，激励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我们中国有这样伟大深远的文化遗产，有许许
多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一想起来就令人精神大振。我国历史上多少伟大的人
物，干下了多少伟大的事业？12亿人民极大多数是十分可爱的，有许许多多美好的
事物可以抒写和歌颂。”
我提到目前社会风气还是有令人忧虑关注的地方，贪污腐败的情况需要密切注
意，是否有加强法治的良策。
他说：“这是中央的重点工作之一。这次人大开过之后，我们立刻要快马加鞭
的制定许多法规，尤其是经济法规。在经济法规的制订和执行上，我们落后于先进
国家很多。中国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这些方面非快速赶上不可。例如公司股分制
度，股票交易制度，就需要尽快完善。
在谈到股分制度时，他说：“目前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我们不准备大举在
其他地方扩展，要先有良好成绩和经验再说，不能一下子就搞乱了。”
我说在较小规模的乡镇企业和城市私营企业中，不妨鼓励私营合作和股分制度
，用以吸收民间融资，发展生产，同时可以减低通货膨胀，节制不正常的奢侈浪费
。他点头同意，其后谈到目前税收制度相当不完善，急须改进。他说，“许多个体
户和小集体企业，赚钱很多，但几乎不缴税。只要每个小企业多缴几百元税，国家
财政就会大大改善。”我说征税制度要做得完善是很不容易的。目前只能说是“藏
富于民”的阶段，民间财富多了，国家自然兴旺发达，另一方面也要严格禁止不合
理的摊派和非法征税。他说：“要点是建立完善的法治制度，立法和执行都须大大
改进。”
谈到外国的大企业经验时，他举了美国、法国、荷兰的许多例子，又提到德国
奔驰公司，科威特国家银行占了很大股份，原来的大股东反而变成了小股东，但公
司仍然经营很好。他认为中国不少国营公司亏蚀很大，急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大方向下改革结构。我说：“好像你刚才所说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IBM、德国的奔
驰汽车公司等等，总经理、厂长等等不一定是大股东，都是受薪的雇员。我国许多
国营公司国有的所有性质不变，但可以雇用最精明能干的人来管理经营，为国家赚
大钱，付给管理人员的薪金酬劳再高，也只占利润的一个极小百分比，胜于年年亏
损，国家要补贴。”
他说：“我们目前的重点工作之一，正是人把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使企业真
正成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的责任。聘请能干的管理、经营人才自然是绝对必需的。至于国有的小企业，甚
至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
预定谈话的时间是一小时，但江总书记谈兴很高，我看时间已超过了将近半小
时，于是说：“请问关于香港问题，江总书记还有什么话要对香港人说？”
他想了一想说：“第一，香港问题在九七之前，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事，绝
对不容许第三者插手干预；在九七之后，是中国的内政，自然不容许外人干涉。有
人企图将香港问题国际化，那是绝对办不到的。第二，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一切国际
协议和承诺，希望别的有关国家也同样严格遵守。第三，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后，必定要使香港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快乐，这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我说，大多数香港人希望中英恢复以前的和谐合作，希望中英对于解开目前的
僵局进行谈判。他说：对于我们来说，谈判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但法治的基础，
一是已制订、公布的法律，二是国际条约与协议。倘若不遵守这两者，什么法治、
稳定，全都谈不上了。只要英方切实尊重这两点，恢复友好合作是不难的。
临别时，他拿了一叠书送给我，都与我家乡有关，一共十七本，包括《浙江文
化史》、《浙江地名简志》、《浙江方志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等。其中有
一本《两浙轶事》，是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所编，是萧乾先生所编文史笔记丛书中的
一套。江总书记笑说：“这里面有一篇关于你中学时代的事，很有趣，说到你在中
学时给训导主任开除的经过。”
九 钓鱼台宴会席上当天晚上，丁关根先生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一起参加的
有曾建徽先生、张浚生先生。丁先生还特地约了我围棋老师聂卫平，他们两人是桥
牌的牌友。
宴会的气氛很轻松，聂卫平老师谈到在我家吃螃蟹打破纪录，谈到台湾的沈君
山先生，谈到教过我围棋的陈祖德、罗建文两位。丁先生问聂老师：“你有几个围
棋弟子？”聂：“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
“你怎么叫徒弟为查先生？”聂：“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年纪又比我大得多，
我们是两头大。”丁：“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聂（考虑半晌）：
“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这句外交辞令其真实还不是很准确，即使
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围棋也决非第一。
席间当然也谈了些正经事，我问到今后的文化新闻政策。丁先生谈得很开放，
他还说，宣传部英文译作Ministry ofPropaganda，在国际间形象不好。他客气的说
请教，怎样改一个译名。他说苏联共产党的宣传部从前叫Ministry of Propaganda
andAgitation（宣传及鼓动部），共产党搞革命，名正言顺的要宣传与煽动。现在
中共宣传部的任务改变了，虽然仍管思想、文化、新闻和宣传，但在开放政策下，
以提供正确资讯，促进沟通交流、内外友好团结为主要工作。我说美国与法国都在
Information与Communication这两个字眼作过不同选择。丁先生觉得，Communicat
ion这字本来很好，但中国过去有“交通部”，易生混淆。他主张今后中宣部的外文
译名是 Ministryof Information，但中文名称则不改。
在谈到中国的治安与违法乱纪时，丁先生说，他在任铁道部部长时对此深有体
会，但也觉得真正问题并不如一般所想像的严重。他说全国铁路员工400万人，如有
万分之一的员工不遵法律规条，每年就有400件案子，报上每天登一件也登不完。但
当然决不是说中央对此不加重视，对重犯自当严惩严办。
宴会完毕时，丁先生送我出门时，我问起邓小平老先生的健康情形。他说：“
邓公身体不错，去年夏天还在海里游泳。现在偶而还打打牌，脑筋仍和过去一样灵
活。他戒烟之后，对健康有明显好处。”
我追忆到十二年前会见邓先生的情景。我一直盼望他健康长寿。
十 姬鹏飞、鲁平的邀请20日中午，姬鹏飞先生和鲁平先生在钓鱼台国宾馆宴
请。与会的都是熟人老朋友。姬夫人许寒冰女士以为我妻子也来京，特地来作陪。
此外有李俊、郑伟荣、萧蔚云、陈滋英、王超凤，以及新华社张俊生等各位先生。
宴会所谈，自不离彭定康与基本法。大家都认为，如能根据中英联合声明、衔
接基本法、依照中英已达成的协议与谅解三项原则而举行会谈，商讨1995年的选举
安排，由此而达成协议，则肯定与彭定康的政改建议截然不同。这有利于中国、有
利于香港人，有利于英国和英国工商界以至英国职工，唯一对之不利的只是彭定康
的建议。
姬鹏飞先生说，他双眼的白内障不久前在香港动了手术后，右眼视力大有改善
，左眼还是不大好。他说到上午去向王震将军的遗体告别。
我不禁想起数年前在香港见到王震将军的情景。当时他问到我的小说，后来我
送了他一套，他写信致谢。他对武侠小说还是有些成见，认为年青人沉迷于斯，有
碍学业，所以不想让他的孙儿们看我的小说。
王震将军只读过小学三年级，但一生努力学习。文革期间他激烈反对“四人帮
”，在新疆主政时保护知识分子，诗人艾青是他所极力回护的。此后对邓小平之复
出、平反冤假错案贡献都很大。
十一 山东“天尽头”
参加了港澳办公室的午宴后，下午飞赴青岛。在山东停留了4天，参观了青岛、
烟台、威海三地的开发区、高科技发展区、博物馆、甲午战争纪念馆，以及崂山、
蓬莱阁、天尽头等等名胜古迹。每处都被要求题字，因为即景挥毫，等于快速智力
测验。我颇为懊悔过去没有钻研一下书法，以至写的字毫无功力可言。张浚生先生
的字就比我好得多，他说每星期六下午都要练几小时书法。
天尽头是山东东临渤海的最尖端，当年秦始皇曾至此观海，盼望见到神仙。当
地有两块胡耀邦题字的碑，一块写“天尽头”三字，另一块写“心潮澎湃”四字。
风景管理处的职工循例要我题字留念。我回忆当年会见胡耀邦时他豪爽而毫无保留
的谈话，想起他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以及他正直的性格，写了几句：“天尽头，地
尽头，东望沧海水悠悠。追忆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关于秦始皇，我写了三句：“秦皇观海，东至尽头。混壹邦国，厥功伟焉。获
罪于民，不可怜也！”
山东各方面的建设飞跃发展，各地领导人大都热情而豪迈，好些人颇有武侠小
说中人物的气慨。
张浚生先生赶着要回香港处理公务，烟台与威海之行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
长孙南先生陪同。我向他请问：我们去年在大连、沈阳观光，这次到胶东，见到的
各级领导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过去中共任用干部，首先要看他的阶级
成份，现在怎么改了？孙先生详细解释：在83年、84年间，干部政策有了根本性的
改革，只看工作表现、学历、才能，阶级成份完全不理会了。我想中国近年来改革
开放所以能得到这样巨大的成绩，不根据阶级成份来任用干部是决定性的关键之一
。再者，上大学、分配工作、婚姻、考核等许多方面，阶级成份的因素也已不再计
入。一个人出生于什么阶级，父亲是地主、富农，还是资本家，完全不是自己所能
选择的，由于所谓“出身不好”而受到歧视，使他终生不以与别人平等，那是最大
的违反人权。中共取消阶级成份制度，是十年来在人权问题上所作的最大改进，欧
美国家对此全然缺乏了解。
十二 中国的开放与香港的不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地上每一处、每一
地都分成派系，激烈斗争；香港人则埋头于做生意，开工厂、造房子。现在情况却
倒了转来，中国大地上从大城市到乡镇、农村，人人热衷做生意、开工厂、造房子
；香港社会上却为政治问题吵得激烈异常，虽然，大家并没有忘了做生意赚钱。
我一向主张香港尽可能现状不变，因为这最安全，对大多数人有利。但我也从
来不责怪基于向西方民主制度而要求本地急速推进民主发展的人士，甚至也不反对
为了出人头地、争取名利地位而要求政制大变之人。名利地位是极大多数人都想争
取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此，我持一种道德判断的观点。如果所做所为对大多数
有利而自己同时得到名利，那是上策；如果对大多数人无损而于自己有利，那是可
以接受；但如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而去做损害大多数人的事，那是不道德的。
至于所做的事、所提的主张到底对多数人有利还是有害，其中含有主张的判断
。
民主最终对大多数人有利。这个判断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但到底急进发展好
，还是循序渐进的发展好，那就有不同意见。欧美政要将“民主”与“急进发展民
主”之间划上了等号，我并不同意。
不论是主张急进还是主张稳健，只要出发点真是为中国、为香港、为香港人谋
幸福，意见不同没有什么大不了，尽可心平气和的讨论、商谈，不必互相仇视敌对
。如果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不顾香港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那么不论口号和言论
多么动听，都是不值得尊重的。虽然个人动机如何，旁人难以妄加猜测，但假之以
时日，一个人的真面目终究会显露。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自上至下，大家已不谈马列教条，真正在改革开放。中国
过去教条太多，毫不开放，需要大大开放。香港社会本来充分开放，多数居民满意
于现状，害怕九七后有太大改变，那么就不应要求变，而应努力要求不变。
不适合于实际情况的刻板思想是教条。苏联式的马列主义是教条，对中国造成
了极大祸害。欧美式的民主本来可以是好的制度，但如不顾香港的实际情况，硬加
套用，那也是教条，未必就不会造成祸害。
保守有其稳健和保持传统的一面，急进有其进取与加速进步的一面。这两股力
量，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经常存在的，所以英有保守党、工党，美有共和、民主两党
，法有右派与左派政党。香港人在讨论政治之时，似乎应当持一种容纳异己的心态
，不妨坚持己见，但对别人的不同主张，也应考虑一下其中的优点。
*（我在1981年夏蒙邓小平主任接见，84年会见胡耀邦总书记，这次会见江泽民
总书记，和中共三位最高领导人都作了相当长时间的交谈。以前两次会谈的内容都
曾在《明报月刊》发表，这次也不例外。就像过去两次那样，会谈内容当时并未用
笔记录，全凭记忆而事后补记，语句和数字或轻微出入。如有错漏，应由本人负责
。）
快乐和庄严
——法国影人谈中国人前天中午一位朋友请吃饭，座上有法国的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慕努舒金（A.Mnaushkine）先生、法国电影协会的代表加劳（P.Caurou）
先生等人。他们刚从北京参加了法国电影周，要经过香港回国去。
慕努舒金身材高高的，很有艺术家风度。加劳给人的印象则是十分的干练与诚
恳，他们首先谈到的就是这里许多右派报纸歪曲报道了他们的谈话，慕努舒金说：
“中国给我的招待好极了，真是说不出的感谢。”接连不断的宴会与参观不必说了
，他特别举了一个特有的例子：他申请到中国去，为了简化手续，我国外交机关通
知他，只要把姓名和护照号码打个电报去就是了，用不到护照签证、用不到照片、
更用不到打指模（像美国移民局所规定的那样），这种对外国客人的绝对信任与尊
重，使他们非常满意。
慕努舒金说：“中国很美，但中国人尤其动人。”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人的
快乐与内心感到的尊严，使人不自禁地分享到这份愉快和稳定的感觉。他觉得，中
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文化和将来的生活，充满了强烈的信心，然而一点没有嚣张和
浮夸。他说来香港之前的一夭，曾有一次印象极深刻的经验：他到广州中山公园去
散步，见到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宁静和安详，这在欧美任何大都市中都是见不到的。
他到过四五个其他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他觉得最快乐的似乎是中国人，他说这决不
是对中国人客气的恭维，他在捷克、民主德国等国家也曾直率他说过。加劳说，这
大概因为在捷克、德国这些国家，人民从前的生活程度就很高，与英法差不多，革
命后的改进不像中国那么惊人地显著。慕努舒金说得不错，他一九二一年到中国时
，看到的情形与今日中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加劳今年二月间到过北京，这次是第二次去。他说，他今年春天见到的印象大
好，只怕自己个人有偏见而看错了，但这次有两位朋友在一起，大家意见一致，他
才相信事实的确是这样。
慕努舒金先生是《勇士的奇遇》（港译《肉阵飞龙》）《倾国倾城欲海花》、
《四海一心》等片的制片人，他谈到中国电影时说，他刚到香港时发表的意见，被
某些记者先生们作了错误的引述，不过他们不了解电影的专门技术，误解也是难怪
。接着他在技术上作了分析，他说得很但白，很诚恳，他认为中国电影在技术上有
两个缺点。第一是录音，只做到清晰而没有气氛。在《四海一心》中，共有九百五
十种声音，用以表示环境的气息，但在一般中国电影中，主要只听到演员们在麦克
风前讲话。
这一点我想他说得不错。他说的第二个缺点是关于蒙太奇的，他认为中国电影
对剪接不够注意。《勇士的奇遇》一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个镜头，有些镜头只有五十
厘米长，但中国电影的镜头一般拖得很长。我们对他说，在艺术上，镜头的短促的
确容易造成蒙大奇的效果，但中国电影的主要观众是农民，他们极大多数是以前从
来没有看过电影的，电影手法的过分花俏和复杂会使他们感到困难。他想了一下，
认为在社会意义上，这点确是也应当考虑到的。
这是一次很愉快的谈话，大家交换了意见，还谈到将来合作的计划，有人向石
慧开玩笑说：“怎么他老是说夏梦，不说石慧呢？”大家都笑了，因为在法文中表
示“动人、可爱”等意思的Charmant，声音就像在叫“夏梦”，凡位法国先生在谈
话中大赞中国与中国人，所以不断听到“夏梦、夏梦”之声。
历史性的一局棋
“号外！号外！叮当，叮当！大新闻！”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东京街头到处响起了报贩们的叫卖声和铃声，卖的是《
报知新闻》的号外，向成千成万读者们报告一个“重大的”消息：吴清源与木谷实
在正式围棋比赛中都使用他们所创的“新布局法”（在日本称为“新布石法”），
木谷实先手，三子都走五路，吴清源三子走四路，成为“三联星”。这在围棋界是
前无古人的着法。日本人对围棋极为着迷，无怪这件事报纸竟要出号外。
木谷实是日本的青年棋人，和吴清源感情很好，两人共同研究而创造出来一种
新的布局体系。简单他说，那是在布局上笼罩全盘而不是固守边隅。他们合著的《
新布石法》一书出版后，书局门外排了长龙（日文称为“长蛇”），在一个短短的
时间之内销去了五万册。不久，日本围棋界出现了称为“吴清源流’（即“吴清源
派”）的一群人。
日本围棋界向来有一种本因坊制度，所谓本因坊就是围棋界的至尊，以往都是
一人死了或退休之后，由当时棋力最高的另一人继任，名高望隆，尊荣无比。那时
日本的本因坊是秀哉（他原名田村保寿，秀哉是这位本因坊的尊号，有点儿像皇帝
的年号一般。后来岩本薰任本因坊，号称本因坊“薰和”，桥本宇太郎号称本因坊
“昭宇”，等等）。新布石法既然轰动一时，本因坊当然要表示意见，这位老先生
大不以为然，认为标新立异，并不足取。两派既有不同意见，最好的办法是由两派
的首领来一决胜负。
秀哉为了保持令名，已有很久很久没下棋了，这时为形势所迫，只得出场奋战
，这是日本围棋史上一件极度重要的大事。那时吴清源是二十二岁。
吴清源先行，一下子就使一下怪招，落子在三三路。这是别人从来没用过的，
后来被称为“鬼怪手”。秀哉大吃一惊，考虑再三，决用成法应付。下不多子，吴
清源又来一记怪招，这次更怪了，是下在棋盘之中的“天元”，数下怪招使秀哉伤
透了脑筋，当即“叫停”，暂挂兔战牌。棋谱发表出去，围棋界群相耸动，守旧者
就说吴清源对本因坊不敬，居然使用怪招，颇有戏弄之意。但一般人认为，这既是
新旧两派的大决战，吴清源使出新派的代表手来，绝对无可非议。
这次棋赛规定双方各用十三小时，但秀哉有一个特权，就是随时可以“叫停”
，吴清源因为先走，所以没有这权利。秀哉每到无法应付时，立即“叫停”。“叫
停”之后不计时间，他可以回家慢慢思考几天，等想到妙计之后，再行出阵，所以
这一局棋因为秀哉不断叫停，一直拖延了四个多月。棋赛的经过逐日在报上公布，
棋迷们看得很清楚，吴清源始终占着上凤。一般棋人对于权威和偶像的被打倒不免
暗暗感到高兴，但想到日本的最高手竟败在一个中国青年手里，似乎又很丧气，所
以日本的棋迷们在这四个月中又是兴奋，又是担忧，心情是十分矛盾的。
社会人士固然关心，在本因坊家里，情形尤其紧张。秀哉连日连夜地召集心腹
与弟子们开会，商讨反攻之策。秀哉任本因坊已久，许多高手都出自他的门下，这
场棋赛大家自然是荣辱与共。所以，这一局棋，其实是吴清源一个人力战本因坊派
（当时称为“坊派”）数十名高手。下到第一百四五十着时，局势已经大定，吴清
源在左下方占了极大的一片。眼见秀哉已无能为力，他们会议开得更频繁了。第一
百六十手是秀哉下，他忽然下了又凶悍又巧妙的一子，在吴清源的势力范围中侵进
了一大块。最后结算，是秀哉胜了一子（两目），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胜得
很没有面子，但本因坊的尊严终于勉强维持住了。
这事本来已经没有问题，但事隔十多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围棋界的元
老漱越宪作忽然在一次新闻界的座谈会中透露了一个秘密：那著名的第一百六十手
不是秀哉想出来的，是秀哉的弟子前田陈尔贡献的意见。这个消息又引起轩然大波
。这时秀哉已死，他的弟子们认为有损老师威名，迫得漱越只好辞去了日本棋院理
事的职务。
许多年后，曾有人问吴清源：“当时你已胜算在握，为什么终于负去？”（因
为秀哉虽然出了巧妙的第一百六十手，但吴还是可以胜的。）吴笑笑说：“还是输
的好。”这话说得很聪明，事实上，要是他胜了那局棋，只怕以后在日本就无法立
足。
最近在日本的围棋杂志上看到吴清源大胜前田陈尔和现在本因坊高川格的棋局
。前田居然连用了两下吴清源当年所创的“鬼怪手”，要是老师还活着，他一定不
敢这样“离经叛道”吧。
钱学森夫妇的文章
十年之前的秋天，那时我在杭州。表姐蒋英从上海到杭州来，这天是杭州览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一班毕业生举行毕业礼．那个姓胡的教育长邀她在晚会中表演
独唱，我也去了览桥。
蒋英是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的女儿，当时国民党军人有许多是蒋百里先生的学
生，所以在航空学校里，听到许多高级军官叫她为“师妹”。那晚她唱了很多歌，
记得有《卡门》、《曼依·郎摄戈》等歌剧中的曲子。不是捧自己亲戚的场，我觉
得她的歌声实在精采之极。她是在比利时与法国学的歌，曾在瑞士得过国际歌唱比
赛的首奖，因为她在国外的日子多，所以在本国反而没有什么名气。她的歌唱音量
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
是极为少有的。
他后来与我国著名的火箭学家钱学森结婚。当钱学森从美国回内地经过香港时
，有些报上登了他们的照片。比之十年前，蒋英是胖了好多，我想她的音量一定更
加大了。
最近在内地的报纸上看到他们夫妇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发展音乐事业
的一些意见》，署名是蒋英在前而钱学森在后。我想这倒不一定是“女人第一”的
关系，因为音乐究竟是蒋英的专长。
这篇文章中谈的是怎样吸收西洋音乐的长处，和怎样继承我国民族音乐遗产的
问题。他们认为我国固有的音乐有很多好处，例如横笛的表演能力，就远胜西洋的
横笛（西洋横笛用机械化的键，不直接用手按孔，所以不能吹滑音），但西洋音乐
也有很多优点，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就必须先达到西洋音乐的世界水平。目前，我
们离这水平还很远。
他们觉得目前对民族音乐重视不够，像古琴的演奏就大有后继无人的危险。我
国歌剧的歌唱法与外国歌剧是完全不同的，而我们对所谓“土嗓子”的唱法还没有
好好地加以研究。
火箭学家对数学当然很有兴趣，所以这篇文章有很多统计数字。他们假定，一
个人平均每四个星期听一次音乐节目（歌剧、管弦乐、器乐或声乐）决不算多，假
如每个演员每星期演出三次，每次演奏包括所有的演奏者在内平均二十人，每次演
出听众平均二千人，我国城市里的人口约为一亿人。火箭学家一拉算尺，算出来为
了供给这一亿人的音乐生活，需要有八万三千位音乐演奏者。再估计每个演奏者的
平均演出期间为三十五年，那么每年音乐学校就必须毕业出二千三百七十人来代替
退休的老艺人。再把乡村人口包括在内，每年至少得有五千名音乐学校的毕业生。
如果学习的平均年限假定为六年，那么在校的音乐学生就得有三万人以上，假定一
个音乐老师带十个学生，就得有三千位音乐教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要
求，但目前具体的情况与这目标相差甚远。他们谈到最近举行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周
，认为一般说来还只是业余的音乐水平。这对科学家夫妇又用科学来相比：“业余
音乐是重要的，但正如谁也不会想把一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寄托在业余科学家们身上
一样，要发展我国的音乐事业也不能靠一些业余音乐家们。”
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趣味，正如他们这对夫妻是科学家与艺术家结合一样，这
篇文章中也包括了科学与艺术。
在自然科学、艺术（西洋部分）、体育等方面，我国过去一切落后，现在，在
自然科学上，有钱学森、华罗庚等等出来了；体育上，有陈镜开，穆祥雄、张统等
等出来了：音乐上，现在还只有一个傅聪。艺术人才的培养确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不单是某一个人学习的时间，还需要整个社会中文化与传统的累积），但既然有这
样好的环境，又有这样多的人口，我想四五十年之内，总有中国的巴格尼尼或李斯
特出现吧，六六十年之内，总有中国的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出现吧！从历史的观点
来说，那决不是很长的时间，问题是在于目前的努力。
书的“续集”
最近收到了好几封读者的来信，询问有一部叫做《天池怪侠》的书，是不是我的作品。虽说是提出询问，其实他们在信中都已表示知道了答案，知道这是别人冒
名之作。因为虽然天池怪侠是《书剑恩仇录》中一个重要人物，虽然这部书中也有
陈家洛、霍青桐、无尘、李沅芷、常氏双侠、赵半山等等人物，虽然它是从《书剑
》结束的地方开始而封面上也署了我的名字，然而文字的风格毕竟是完全不同的。
有一位读者寄了几本这种书给我，我见书里的乾隆皇帝自称“孤王”、李沉芒自称
“妾”一个什么老侠自称“老身”，每个人都似乎在唱戏，实在觉得相当有趣。
给小说或戏剧写续集，这种兴趣似乎是十分普遍的。不一定是好的作品才有人
写续集，平庸的无聊的作品，也会有人兴致勃勃地提笔续下去。美国片《阿飞舞》
难道是一部好影片么？《黑湖妖》难道有任何价值么？然而毕竟还是有《阿飞舞续
集》和《黑湖妖续集》。在我国旧小说中，《济公传》的续集恐怕数量最多，然而
《济公传》写得实在并不精采。《七侠五义》之后有《小五义》和《续小五义》，
《今古奇观》之后有《续今古奇观》这都是比较流行的，但我一直看到了《九续小
五义》和《五续今古奇观》，除了黄色与无聊，这些续书中再也找不到什么别的。
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既有兴致写作，为什么不另外写一部小说呢？续集已是
这样差了，怎么还能不断地续下去？谈到续书的种类，大约以《红楼梦》为最多了
，现在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就是高鹗续的，而在所有的续书中，恐怕也
是高鹗的最为精采，虽然他对礼法与封建制度的看法，远不及曹雪芹的富于反抗精
神，然而他终于继承了原作的悲剧结构。如“侯芳魂五儿承错爱”等几段，细腻生
动，可以直追原作。此外的续书，如《红楼圆梦》、《红楼后梦》、《续红楼梦》
等，却无一不是糟极谬极，有的说贾宝玉魂游地府，把林黛玉等救活，一个人娶了
八个妻妾（除林薛外，还有袭人、晴雯、紫鹃、芳官等）；有的说贾宝玉的儿子贾
桂（所谓“兰桂齐芳”，兰是贾兰）出将人相、富贵荣华。我看到的红楼续书大约
共有八九种，据说总数有十余种之多。
《水浒》的续集自以陈忱的《水浒后传》最佳，书中叙述李俊到海外为王，发
扬梁山的英雄事业，但文笔气度，也已远远不及施耐庵。俞仲华的《荡寇志》除前
面陈丽卿摆布高衙内一段之外，其余全不足取。
《三国演义》因为已写到司马炎统一天下，实在无可再续，但还是有人写《反
三国》，为蜀国扬眉吐气，灭魏灭吴，然而因为一则违反历史事实，二则写得莫名
其妙，这书并不流行。
故意与原作相反的翻案作品，一般说来也是续书，主要只是结局相反。反《西
厢记》的《东厢记》（清杨世潆作）写得很差；《锦西厢》（周公鲁作）比较好些
，情节很复杂，然而可笑的地方也很多，有一节写张君瑞别了莺莺去赴考，主考官
是白居易，出题《月明三五夜》，张君瑞就写了崔莺莺那首“隔墙花影动，疑是玉
人来”缴卷，结果当然落第等等。反《琵琶记》的有《后琵琶》，在这书里描写了
蔡中郎之死，曹操则变成了好人，去赎回蔡文姬等等。《桃花扇》结局是侯朝宗与
李香君出家修行，而《南桃花扇》（顾彩作）则写两人白头偕老。据历史记载，侯
朝宗似乎并未出家，顾彩这部作品倒颇有事实根据，但因为才力不及，所以读来也
无意味。
随便想一下，旧小说和戏曲中有续书的，实在举不胜举。《说唐》之后，从《
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一直续到《薛刚反唐》；《杨家
将》，从杨老令公续到杨六郎、杨宗保、杨文广，实在续不下去了，于是又来《狄
青平西》、《五虎平南》。《西游记》则有《西游补》（董说作）。《西游记》是
好书，《说唐》的文学价值就低了，《杨家将》更低，但不论好坏，总有人援笔而
续。既然《书剑》用的是旧小说体裁，尽管内容毫不足道，但出现续集倒也是合于
传统的事，只是在封面上署了我的名字，那位作者似乎是过谦了。
谈各国象棋
全国象棋最后决赛的那天晚上，许多朋友心情都十分紧张，为的是杨官磷能不能得全国象棋冠军，局势很是微妙。最后终于在收音机中收到了杨官磷在第二局中
力克李义庭，何顺安又一战而胜王嘉良的消息，大家纷纷谈论，感到很大的兴趣。
有人就谈到了象棋起源的问题。
这问题以往有许多说法，有印度、中国、阿拉伯、波斯诸说，但据近人考据，
证明最旱的象棋是印度人发明的，有一个传说，说发明者是锡兰的一位王后，这传
说虽然没有充分根据，但象棋源于印度，不论中国、西欧或苏联的学者们，在文献
和古物的研究上都已得到了确证。
据我国古代传说，象棋是舜发明的。舜的弟弟象很坏，好几次想害死舜（《孟
子》中曾有记载）。后来舜把他幽禁起来，又怕他寂寞，就制了象棋给他做文娱活
动。象棋的“象”字，就代表舜的弟弟。这传说已证明不可信，但据常任侠先生根
据王国维氏的一些考据而推断，从这个传说中可以推想到象棋传人我国的路线，他
认为象并不是舜的亲弟弟，而是我国以南产象地区（如缅甸等地）的领袖。象与舜
曾结成兄弟同盟而战胜其他民族，但后来两人又发生冲突。很可能．象棋是从印度
经过泰、缅等地而传人中国。近年来华南象棋名手辈出，人才之盛似居全国第一，
这虽与象棋先到华南没有什么关系，但在千余年前，华南人就比中原人士先学会象
棋，现在想来倒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据晏殊所写的《类要》中说，象棋是在三国魏黄初年问（曹丕与诸葛亮的时代
）流入中国的。
现代的象棋型式，到宋代方才制定。宋代的理学家程颢有一首咏象棋的诗说；
”大都博弃皆戏剧，象戏翻能学用兵。车马尚存周戏法，偏神兼备汉官名。中军八
面将军重，河外尖斜步卒轻，却凭纹揪聊自笑，雄如刘项亦闲争。”他诗中还没提
到炮，炮这兵种，是最后加入的，当然是要在中国人发明了火药火器之后，才反映
在象棋上。
印度原来的象棋由四个人下，好像打麻将一般，每人要先掷骰子，凭点数来下
棋。被将死的一家退出战局，残存的棋子都归战胜者俘虏，俘虏降一级使用。四家
淘汰为两家后，两家再决胜负。宋司马光曾创七国棋，七个人可以合纵连横，战胜
者兼并俘虏，增加自己实力。现在日本的“将棋”俘虏了对方的棋子也可供自己使
用，这些规矩都源自印度象棋。在军事上，利用敌人的俘虏，那么中国象棋与国际
象棋是比较人道主义些吧。
流行在欧美的国际象棋与印度象棋相同的一点，是都有六十四个方格，棋子放
在格子中间。中国人却想到了一个聪明办法，棋子不放在格子之中而放在线路交叉
的地方，这样棋盘只增加一条线而位置却从六十四增为九十，我想这或许是从围棋
得到的灵感，因为围棋子是放在线路交叉处，而象棋盘又刚巧是围棋盘格数的四分
之一。
印度象棋传到欧洲后，名称上作了一些改变，如士变为后、象变为主教（俄国
不变）、车变为炮台（或船），皇后本来威力极小，但欧洲把她改为纵横斜飞无敌
，远胜于车。或者，这与欧洲人“女人第一”的观念有关也说不定。
朝鲜棋是从中国象棋中变化出来的。据说在朝鲜战争时，美国的狄安将军被俘
，后来就学会了这种棋，在被俘期间天天与看守他的人下棋消遣。
此外有马来棋、缅甸棋、逞罗棋、现代印度棋（共有三种），虽然大致相同，
但也有相异之处。
法国人布阿叶写了一篇谈象棋的文章，他说，欧美一般人虽然以为国际象棋具
有世界性，其实它盛行的地带只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四十，中国会下象棋的人，或许
比全世界下国际象棋的人还要多些。
围棋杂谈
日前见到一篇访孙中山先生上海故居的文章，文中说到中山先生的居室里除了书籍地图之外，还放着一副围棋，这是他工作读书之暇唯一的娱乐。我们想象这位
革命伟人在规划国家大事之余，灯下与一二知交丁丁敲棋，执子凝思，真是一幅感
人极深的图画。
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我。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围棋三百六十一
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
一只都有关联，复杂之极，也真是有趣之极。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
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古人称它为“木野狐”，因
为棋盘木制，它就像是一只狐狸精那么缠人。我在《碧血剑》那部武侠小说中写木
桑道人沉迷着棋，千方百计地找寻弈友，在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
当聂坩弩兄在香港时，常来找梁羽生与我下围棋，我们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
是兴趣却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
围祺这东西有趣之极，但就因为过于复杂，花的时光太多。学习与研究固然花
时间，就是普通下一局，也总得花一两个钟头。日本的正式比赛，一局棋常常分作
许多天来举行，每天下几个钟头。报上刊载一局棋的过程，就像长篇连载小说那样
，每天登载数十着，刊到紧要关头就此打住，棋迷们第二天非买这报追着看不可。
所以日本围棋的大比赛都是由各大报纸举办的，这是日本报纸推广销路的重要办法
。在我国，由于下围棋花时间太多，所以它近年来没有象棋这么流行，因为大家是
越来越忙了。
广东人喜欢围棋的很少，在香港实在难得看见。在江浙一带，围棋之风那就盛
得多，每一家比较大的茶倌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
堆的人围着看棋，就像这里的人看象祺一般。
象棋是从印度传来的（一说是我国自行发明，但从各种资料看来，以印度传来
之说较有根据），围棋却是中国人发明的。古书上说，尧的儿子丹朱不肖，颇有阿
飞作风，尧大为忧虑，就制作了围棋来教他，希望他在游戏之中发展智力。这说法
恐怕未必可靠，有无丹朱其人已是一个问题，而据古书上记载，丹朱也没有改好。
不过围棋确是由来已久，《孟子》中就曾谈到弈秋教人弈棋的故事，不用功的人一
心以为鸿鹄将至，想者去打鸟，于是学棋学不成。大约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经由高
丽、百济（朝鲜）而传到日本。现在在日本，反比我国兴盛。
前几天看到北京出版的一本日文本的《人民中国》杂志，上面有一篇介绍围棋
的文字，还附了范西屏与施定庵的一局对局。范、施是清代乾嘉年间的两位围棋大
国手，棋力之高，古今罕有，直到现代的吴清源才及得上他们。
上个月报纸刊载了上海文史馆馆员的名单，其中刘棣怀、魏海鸿、汪振雄三位
都是围棋名家。我国还有一位围棋前辈顾水如先生则在北京。刘棣怀以前称中国第
一人，但最近上海举行名手比赛，魏海鸿的成绩最好，可能刘棣怀因为年老而精力
衰退了一些。魏以前在武汉，人家给他一千绰号叫做“刀斧手”，可见他善于厮杀
。汪振雄抗战时在桂林主持围棋研究社，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曾千里迢迢地跟他通
过几次信。汪先生笔力遒劲，每次来信很少谈围棋，总是勉励我用功读书。我从未
和这位前辈先生见过面，可是十多年来常常想起他。
陈毅将军是喜欢围棋出名的，棋力如何却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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