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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侠客行
——那一段慷慨悲歌的岁月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疯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 李白
李白一首《侠客行》，以战国时侯嬴、朱亥“窃符救赵”的故事为背景，勾划出一幅生动的重信诺、轻生死、薄名利、行事干脆利落、性格果敢豪爽的侠客形象。
先秦时期因长期战乱，政权对于民众的控制力不强，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段罕见的黄金岁月：人们思想上自由奔放，百家争鸣，群星灿烂；性格上个性张扬，慷慨悲歌，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侠气甚重者大有人在。
卿相之侠以战国四公子为代表，《汉书游侠传》说他们：“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故后世称游侠者，以四豪为首焉。”
在四公子中，魏国信陵君又是最典型的。史记说，在“窃符救赵”事件中，秦国攻打赵国，因“长平之战”失利元气大伤，赵国灭亡在即，信陵君的姐夫平原君，向魏国求救。魏王惧怕秦国，命派出的军队原地休息，不敢救赵，信陵君说服不了魏王，竟然“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馀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哇靠，忍不住想骂娘！这小子官当得那么大，还这么胡闹，身上不是一点点的侠气，中毒那是相当的深呀！
这时候殿堂王公的形象，还不到“从阴森森的幕后道貌岸然地拖步而出”的地步，相对比较阳光,甚至还有点可爱。
这些人的门客和结交的朋友也很有意思。象侯嬴，一个看门老头，人生七十古来稀，活到这么老不容易，应该稳重，应该语重心长、苦口婆心地劝说信陵君，年轻人要学会忍耐、从长计议、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才对，谁知这老小子却窜唆信陵君去偷兵符、干掉统兵大将，自已带兵救赵国，真是一个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的家伙！现在这么强悍的老同志，还有几个？等信陵君走后，老侯干干脆脆地自己抹了脖子，现在年轻人也少有这样的血性呀。
还有孟尝君门下高唱“长挟归还兮，食无鱼”的冯谖、关键时刻出手的“鸡鸣狗盗”之徒、平原君门下“脱颖而出”的毛遂，都是很有性格，很有特点的人物。
弱女子在那个年代也不差。魏王的宠妾如姬，只因信陵君有恩于她，就敢去偷兵符，全然不顾后果，也是胆大包天。在近现代的文学作品中，似乎女同志只有为情所困时，才会爆发出这么大的能量，所以对付她们的办法一般是“美男计”，很少听说“施恩”能达到如此效果的。
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也有侠气。伍子胥跑路时被兵追赶，一个老渔翁送他过江，小伍要送他老人家一把价值百金的宝剑，老头大为鸟火：如果救你是为了好处，我还不如把你抓到楚国去，奖励五万石粮食，还有官当。
在侠客中，还有一个特殊、极端的群体——刺客，其中代表人物的名字如雷贯耳：荆轲。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是中国人就知道。秦始皇这种人物，想必一般人到其跟前，敢不敢正眼看他都成问题，号称勇士的秦舞阳，就浑身发抖。而荆轲根本没把他当盘菜，照常发挥，虽然事不谐，却把蔑视强权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荆轲的形象，也升华为“慷慨悲歌之士”的象征。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雄浑高亢的歌声历经两千多年，至今仍时时在国人心头激荡。 （二）
挥剑消不平
——与“快意恩仇”无关
明人张潮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
这世界从来不存在绝对的公平，但需要相对的公平。
正如前篇中所说，狼吃羊是自然规律，与公平无关，期望狼不吃羊是理想化的。但在狼群内部、羊群内部、狼与羊之间，却需要相对的公平，需要规则来制约个体的行为，因为平衡的稳定需要双方共同维护，否则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但占据主导地位的狼，经常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虽然狼王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会出台一系列狼群行为规则、羊群行为规则、狼与羊之间关系准则。但事实证明，仅仅依靠自我约束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狼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常有犯规动作，而狼王往往带头犯规，狼群内部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千丝万缕，常以黑哨相互包庇，这些动作难以得到应有的惩罚，由此产生越来越大的社会不公。更有甚者，狼群为了方便行事，还经常修改规则，使之对自己越来越有利，相应牺牲的是羊群的生存空间，直至羊群不堪重负，平衡被打破。
在体制内，狼群很难主动消除这些自己制造出来的“不平”，羊群没有能力消除这些“不平”，怎么办？
这时候，蔑视规则、敢于对抗强权、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侠客们身上，便寄托了人们最大的希望。
“消不平”是需要实力作为后盾的，所以“剑”成为“侠”的道具，“武”成为“侠”的衬托。
侠客们消的“不平”大多是狼群造成的，其行为无疑大大挑战了狼威，自然会与狼群发生激烈冲突，因而为体制所不容，被历朝历代统治者所痛恨。
韩非在五蠹里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打响了千古“剿侠”第一枪，从此“以武犯禁”成了侠客的原罪。
其实侠客们并没有李逵那样“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雄心，没有“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壮志，没有给出心目中理想社会的标准模型，也没有建立一种全新社会秩序的愿望，他们只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冲动，仗剑行侠，打抱不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侠是维护规则的另一股正面力量，其存在对维护平衡的稳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历朝历代的强权却没有容纳监督力量存在的胸怀，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侠成为强权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侠以武犯禁”中的“武”字，说的是武力，并非我们想象中的武功。在武侠小说中，侠客个个武艺高强，似乎不会武功，就和侠沾不上边，其实古代的侠客，多数不会武功。
游侠结私交，立声名，解缓急，赴阨难，重要的是“古道热肠”，而不是“匹夫之勇”。
另外一个名词，在武侠小说中也与侠息息相关：那就是“快意恩仇”。其实快意恩仇是侠文化沦落江湖后的蜕变，属于江湖文化的内容，侠客们挥剑消不平的行为，消的是“世间大不平”，并非“胸中小不平”，即狭隘的私人恩怨。
仗剑行侠，其实大多与“快意恩仇”无关。 (三)
江湖风波恶
清人龚自珍说：“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确实，到了清代，不要说侠客，连侠骨也没剩几根了。
先秦时期是侠的黄金岁月，但从秦始皇建立高度集中的封建王朝政权开始，中国出现了强势政府，处于权力金字塔最顶端的皇帝，把国家看作自己的私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了保证皇权永固，统治者挖空心思，强化控制，对可能影响其统治权威的存在，加大打击力度。
侠客们“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与统治集团争夺权威与民心；不守法，以武犯禁，“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不安居乐业，随意流动，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这些都对政权构成威胁，成为统治集团的心头之患。
东汉初年，政权刚刚稳定，统治者就迫不及待地举起屠刀，文帝、景帝、武帝开展全国性“严打”，把各地有点名气的侠客杀得落花流水。
虽然侠客们并未就此被赶尽杀绝，其后还有反复，但在强权高压之下，已扑腾不出多大水花，很快便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侠客，就群体而言，在汉代已被消灭。
由此可知，为什么《史记》中会有《游侠列传》，《汉书》中会有《游侠传》，而自《后汉书》开始，再没有史家为侠客作传。
因为在多任统治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已基本实现“天下无侠”。
很多人不能接受侠客灭绝的事实，而在世俗政权势力范围内又确实没有侠客的生存空间，于是很多人坚持认为，侠没有灭绝，他们仍然存在，在江湖。
从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江湖”是和“庙堂”相对应的。在俺看来，所谓“江湖”，就是政权控制力薄弱、王法鞭长莫及之处，如卖艺的、乞丐、马戏班等流动人口及强盗、土匪、黑社会等人群活动的地方。
这里不受政府的控制，没有律法约束，似乎非常的自由，非常的美妙，非常适合侠客们生存。
其实江湖中也有“江湖规矩”，往往比律法更为残酷，更弱肉强食，更不公平合理，所以才会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已”的无奈，而饱尝其中滋味的人，往往会萌生“退出江湖”的渴望。
江湖风波恶，这里并非“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只是因其神秘，才成为想象中侠客们的藏身之处。
江湖有侠，终究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梦。 （四）
侠 文 化
尽管汉代统治者把侠杀得干干净净，但其影响，却不那么容易清除。
侠作为一类人群，在肉体上已被消灭，但其精神仍在流传。
汉以前，侠的事迹记载在史书中；汉之后，在现实中灭绝的侠，开始屡屡出现在诗、词、小说、戏曲等各种文学作品中，寄身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从而形成独特的“侠文化”。
汉灭亡之后，经历了长期的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在其废墟上建立起的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
这是汉族的全盛时期，在与周边民族的较量中，大占上风，几乎是见谁灭谁：
贞观四年，李靖灭东突厥。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灭高昌。
贞观二十年，李道宗、阿史那社尔、李绩灭薛延陀。
显庆二年，苏定方、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灭西突厥。
显庆五年，苏定方灭百济。
龙朔二年，薛仁贵在天山击破铁勒。
总章元年，李绩、薛仁贵灭高句丽。
唐朝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一千多年后，在华夏民族积弱多年，饱受欺侮时，仍有国人不时地梦回大唐。
民弱则国弱，民强则国强，唐王朝的强大，与民风的彪悍是分不开的。
唐人思想自由开放，尚武；开国之初几位帝王在对外关系上相当强硬，开疆拓土热情高涨。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唐人好任侠，很多人有游侠情怀，“侠文化”氛围浓郁，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唐代诗人喜欢歌咏游侠，如卢照邻的《刘生》、杨炯的《紫骝马》、王昌龄、王维、张籍的《少年行》、崔颢的《游侠篇》、高适的《邯郸少年行》、钱起的《逢侠者》、孟郊的《游侠行》，元稹、温庭筠、李白的《侠客行》、贯休的《侠客》等等。
孟郊的《游侠行》这样写道：“壮士性刚决，火中见石裂。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
视死如归的侠骨豪情，跃然纸上。
王维的《少年行》四首，则更具时代特色：
其一
新丰美酒斗十千， 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 系马高楼垂杨边。
其二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其三
一身能擘两雕弧， 虏骑千重只似无。
偏坐金鞍调白羽， 纷纷射杀五单于。
其四
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
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
从游侠到投军、出征、立功、再到受赏、拜将封侯，是当时年轻人的追求，体现了唐人的价值观。
刚不可久。
唐代民风彪悍，尚武之风浓烈，不便于统治；地方豪强、藩镇割据势力过于强大，中央政权难以驾驭，在“安史之乱”后渐渐失控，直接导致了王朝的灭亡。 经历了“五代十国”军阀混战之后，赵匡胤倚靠“陈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里窃取了江山，他相当的担心，担心江山传不下去。
这一日，闲来无事，老赵坐在宫中翻着大内总管呈上来的《葵花宝典》，寻找灵感。
突然他眼前一亮，拍案叫绝，原来扉页上写着八个大字：
“欲练神功，引刀自宫！”
要让小公鸡老实点，最好的办法就是：阉、了、它！
老赵“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大将的兵权，把军队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从此，整个宋朝都弥漫着一股“重文轻武”的风气，同样品级的官职，文官要比武官大一些，待遇优厚一些，还多次出现文人直接掌管军队作战的事情。
一只绵羊带出来的，是一群绵羊。
军队就这样自宫了，从此成了没牙的老虎，只能用来吓唬百姓，不能抵御外敌。
仅仅是军队自宫显然是不够的，民风过于彪悍，军队弹压不住，要出大问题的。
所以要搞“全民净身”。
首先是在社会上大兴文风，压制尚武精神。
整天舞刀弄棒是危险的，换上把扇子摇一摇就很好。
于是许许多多的文人练上了《葵花宝典》，热衷于吟诗赋词作画，流连于风花雪月，皇帝率先垂范，把朝堂变成赛诗会，与大臣们应酬唱和。
大量文人沦为长于煽情，拙于实务的“骚客”。
其次是要给民众思想上洗脑。
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程朱理学应运而生。
在俺看来，“道理”、“道理”，作为“理”没啥新鲜，就是“道”的翻版。
但它一口咬定，伦理道德“三纲五常”是天理在人间的体现，说“人欲”是与天理对立的东西，鼓吹“灭人欲，存天理”，正好可以诱骗民众自觉净身，并作止痛药之用，于是大受欢迎。
程朱理学经政府大力推广之后，中庸之道大行于世，大量文人变成头脑僵硬、食古不化、束手束脚的“酸儒”。
搞定了文人，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这些人都是热心的义务宣传员，在民众耳边“嗡嗡嗡”不停地聒噪，“还是自宫好”的理念便深入人心，“全民净身”运动很快就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民风越积越弱，自然再没有侠文化什么事了。
如果说汉代是用割草机一茬茬的割草，那么宋代就是把草连根拨起，再用推土机把土铲得干干净净。
从此侠不仅仅在群体上灭绝，在精神上也断了传承。
柔不可守。
虽然宋朝成功地把民众改造成“顺民”，有利于政权稳定，但矫枉过正，排斥尚武精神等于自废武功。
宋朝活得窝窝囊囊，在对辽和西夏的关系方面低三下四，奴颜卑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委屈求全未必命更长，北宋仅仅167年就被金灭了，而唐朝延续了289年。
为了赵家王朝统治的方便，华夏民族引刀自宫，自废武功，从此任人欺辱，在与外族的较量中罕有占过上风，被灭了两次，二战时又差点被小日本灭了。
明朝的情况和宋朝差不了多少。毕竟无论谁当皇帝，首先要确保自家坐江山，后来老太婆“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蒋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调调，都是一脉相承。 满清入关后，出于防汉心理，清朝大兴“文字狱”，摧毁汉人的最后一点反抗精神。
满清精通“以汉制汉”之道，注重发扬儒家理学，要汉人象理学中所标榜的楷模那样做奴才，而自己却时时不忘狩猎、射箭、勤习武艺，康熙、乾隆等满清皇帝都以身作则，希望满洲人时刻不忘祖宗根本。
清朝对民众的定位，比以往任何朝代更贱。以前的“草民”，现在成了“奴才”，以往对民众思想的阉割，发展成对民众人格尊严的践踏。
在遍地“主子”、“奴才”的清代，原生态的侠文化没有丝毫生存空间，官方版本的侠文化——清代侠义小说出笼了。
官方版本的侠文化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大的改编和歪曲：
一是侠客投靠清官，供其驱遣，将桀傲不驯的侠客改造成循规蹈矩的忠臣。如《施公案》中的黄天霸，“仗本领高强，要灭尽江湖上的我辈”；《三侠五义》中的展昭，被封为“御猫”。
几乎所有侠客，一旦归顺朝廷，顿失啸傲山林纵横天下的豪气，成了没有个人意志的御用工具，“以武犯禁”变成了“以武助禁”。
二是将“侠”与“义”绑在一起，侠客们满嘴江湖义气。
江湖义气基本上是从《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结义和《水浒传》中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演化而来，讲义气者只问亲疏，不论曲直，其实质是同道中人的互相撑腰。将侠的“轻生死，解缓急，赴阨难”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江湖义气混为一谈，无疑大大降低了侠的境界，给侠抹了个满脸黑。
符合官方口味，由官方推广的意识形态，总是最有影响力。以上的改编和歪曲渐渐深入人心，侠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已面目全非。
进入二十世纪后，借助于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侠文化来了次并不成功的复辟。
之所以说它不成功，是因为时过境迁，现在的人们早已不知侠为何物，就连许多写小说和拍电影的人也是如此，只能“以已昏昏，示人昭昭”。多数小说和电影，并没有弘扬侠文化的动机，更多强调打斗情节、大场面和虚幻意境，少有思想性可言，在更大的程度上来说，是假借武侠这一形式，给人们提供一些娱乐。
绝大多数的现代人，不明白侠是怎么回事。俺是老武侠迷，金庸、古龙、萧逸、柳残阳、梁羽生、卧龙生、黄易的作品，基本上看过，现在网上连载的玄幻武侠中，也看了不少，但如果不是为写这篇博客，参阅了一些资料，还真搞不清楚侠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不知道侠的本来面目。
至于普通民众，侠的概念更是模糊了。俺这有个地方的人，管街上那些流浪汉、神经病叫“大侠”，虽然有些搞笑的意味，但也可看出侠在他们心中的形象，已经不堪到什么地步。 (五）
侠的性格
侠是什么？
在俺眼里，侠不仅是一类人群，一种文化，更是一种人性、人格，一种弥足珍贵，但在华夏民族身上已被阉割的性格。
侠客的身上，集中了以下三种性格：
１、个性
侠客们都是很有个性的。有个性，是有独立人格的表现。
侠客们喜欢独立，喜欢自由自在，不喜欢依附于人。
即便是生活上依附于人的门客，在思想上、人格上也是独立的。他们与东家之间是主人与客人的关系，不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做事，不需要随声附和主人的观点，经常可以给主人提出建设性意见。
现在国内，说一个人太有个性，往往带有一点贬义的味道。
因为我们现在讲究共性，排斥个性。
有个性在中国是危险的。有个性容易成为出头鸟，在文字狱、各式各样的运动中，整的就是你这种出头鸟，整到你后悔自己太有思想。
所以最安全的做法是：
做孩子的，与家长保持一致；做学生的，与老师保持一致；做下属的，与领导保持一致；做员工的，与老板保持一致；做百姓的，与政府保持一致；不知道该与谁保持一致时，多数人与谁保持一致，就与谁保持一致……
习惯了与ⅩⅩⅩ保持高度一致后，我们喜欢往左看，往右看，就是不往前看，只要时时看着别人，跟着大家一起做就可以了。
中国人没个性的例子很多，比如在模特大赛、星光大道等比赛中，每个被淘汰的选手都这样说：“其实能走到现在，站在这个台上，我已经很满足了……真的很不容易……感谢中央电视台给我这个机会……”
好象都在照着标准版本说话。
因为没个性，所以中国人没有主见，喜欢跟风，容易盲从。大跃进时某人说大炼钢铁，全国人民的菜刀、铁锅都遭殃；文革时某人说要破四旧，几千年祖先留下的东西被砸得干干净净；某人说麻雀是四害，全国人民都去抓鸟……
智力正常的人经常干出些弱智的事，而且不是一个人这么干，是一群人、一个民族的人集体这么干，只能说一个没有个性的民族，往往领导者一个人脑袋进水，就会变成集体智障。
没有个性，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个人立场。
关注经济的人会知道，时下某些专家学者颇有些奇谈怪论，让人目瞪口呆：
某老认为股市从6124点栽到2245点不算熊市，是“牛市下半场”（据统计，这是能排进全球前十位的股灾，如果可以这样算，世界上就几乎不存在熊市了）；
某老认为18亿亩耕地红线不必守，没粮食吃去国际市场上买（相当阴险！全世界拿出来卖的粮食，也不够中国1/3的人吃，更何况中国想买人家的东西，没那么容易，不是给你拼命涨价，比如铁矿石，就是干脆不卖给你，比如中铝买力拓的股份，出价再高，人家就是不卖给你。所以指望别人来养活，就好比把绳子套在自己脖子上，再交给人家牵着，看看非洲就知道会有多悲惨）……
据说此公得出土地红线不必守的“研究成果”，是美国某基金会资助的课题，谁出钱，自然要与谁保持高度一致，怪不得。
创造性地提出“下半场”理论的那位老同志，到底跟谁保持一致，不得而知，俺相信他本人不至于如此弱智，否则也不可能当到这么大，是吧。可以肯定的是，此公不是跟“钱”保持一致，就是跟“权”保持一致，反正是不会跟俺保持一致，俺给不了它好处。 （六） 侠骨香
从宋开始，侠在精神上已断了传承，但历朝历代，总有那侠骨丹心之士，秉承侠的性格，焕发侠的精神，不以个人生死得失为虑，在危难之际，以微薄之躯奋力一击，如同那刺破黑暗天幕的点点星光，昭示着民族不屈的精神仍在，温暖着国人日渐冰冷的心田：
南宋末年，在周边纷纷失陷的情况下，王坚、张钰独钓中原，坚守合川钓鱼城36年之久，蒙古大汗蒙哥死于城下，引发王位争夺战，延缓了南宋的灭亡，打断了蒙古的西征，改变了世界历史。
明末福建邵武县令袁崇焕，单骑深入辽东敌后，了解形势，自请戍卫辽东，奋力支撑糜烂的辽东局势，多次击败后金，努尔哈赤自称“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诸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可，惟宁远一城不下”。
清末“戊戌变法”中，维新志士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认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拒绝逃跑，从容就义。
清末民初，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将军拔剑南天起”，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打响护国讨袁第一枪。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很快便侵占了东三省。为逼蒋联共抗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杨振宇将军，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阵亡后，日酋岸谷隆一郎下令将其遗体解剖，试图发现饥饿严寒条件下野外生存并战斗的秘诀，结果在将军肠胃中发现的只有树皮、草根和棉花。
令人遗憾的是，侠的性格、侠的精神，终究已经缺少群众基础，点点星光，难以形成燎原之势：
钓鱼城“独钓中原”的“独”字，既是一种豪迈，也可以理解成一种悲哀；
袁崇焕被凌迟处死，京城百姓生吃其肉；
谭嗣同死后，依然有人在吃革命者的人血馒头；
张学良被一辈子囚禁；
杨靖宇死于抗联叛徒组成的伪满特工队之手，将军之死，并不妨碍中国伪军数量及比例高居世界首位。
个人的力量终究过于薄弱，侠的身影，显得如此的孤独。其中许多的人，甚至不被当世所理解，只有细心的人，才能从那堆堆白骨中，闻到依稀传来的缕缕幽香。
之所以重提侠文化，并非指望从华夏民族的兵器库中，取出一件两千多年前的旧兵器，就能大吃八方。
俺想说明的是，一个民族，没有坚强的性格，没有不屈的精神，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白日做梦。
而唤醒民众的事，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做不成的。如果官方坚持认为国家是一家人或一小撮人的国家，把小团体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纵容“愚民教育”，则肯定不会有什么结果。
而作为传承文明火种的文人，也不应该满足于“骚客”的定位，毫无责任感；更不应该成为“酸儒”，站错立场。 ttk_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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