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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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品海承认：“金庸领导下的《明报》，在香港的江湖地位是数一数二的。”他明确表示：“我可以肯定的说，我们不会干预《明报》的编辑方针。”谈及金庸在《明报》的地位，于品海说：“我虽然也做过新闻，但与一个做了几十年的人相较，我拍马也追不上。”又说：“我们希望他能继续处理报社工作，特别是处理编辑和采访部门的政策。”

　　短期内，金庸对于《明报》大约还有影响。

　　然而，卖出《明报》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它反映了金庸这位“武林盟主”和“报业大侠”晚年的心境和际遇，也反映了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

　　金庸自称已垂垂老矣。“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七十岁时的金庸仍能去英国讲学，仍能北上京城与中共高级领导人畅谈中国前途，仍能写社论，仍能每年出版一本英文的时事评论集，是老矣？金庸显然宝刀未老，如《射雕英雄传》中的周伯通，晚年的功夫更胜早年。

　　作为《明报》创办人，亲手卖出《明报》，心情不免有一份苍凉之感，金庸回答记者说：

　　“舍不得。我刚翻看明报的旧照片，眼泪都流出来了，有些旧同事已经去世了，真是舍不得。对于《明报》的旧同事，我有很深的感情。于品海先生加入的时候，我很明确的向他表示过，‘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八个字仍然适用于以后的《明报》办社方针。《明报》的商誉就是《明报》最大的资产，《明报》的编辑方针是绝对不能变的。

　　于先生是很聪明的人，不会这样做，是可以信任的。你们知道最清楚了，于先生并没有干预《明报》的编辑方针。事实上，《明报》不但销量创下了创办三十四年来的记录，广告创了记录，股价也创了记录，我还有什么不满意呢？退休完全是年纪问题，如果我是和于先生年纪一样大的话，就绝对不会退下，给我十倍价钱也不会出售《明报》股权。”

　　退休后，金庸要做什么？会去什么地方？

　　他说有两方面的打算，一是写历史小说，二是做一些研究工作。

　　历史小说，他会取材春秋时期的吴越及汉唐时代的史实。汉唐是中国最伟大的时期，春秋战国则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历史人物慷慨豪迈，激扬文字，思想开放。

　　金庸的心中仍系着中国人的根。

　　牛津大学的St．Anthony（圣安东尼学院）和Maugdalen（摩丹伦学院）分别颁授他名誉院士和访问学者荣衔。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荣誉，并于1994年四五月间邀请他讲学，主要是关于中国历史与小说。温哥华的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也聘请他为兼职教授，他有时也去那儿讲课。

　　金庸做人，写小说，写文章，处处透露出学者风范。或许，他的骨子里就是一位学者。在宁静的黄昏岁月，他会不会奉献给读者几部沉甸甸的学术著作，尤其是他会不会将多年的佛经研读心得形成文字，令广大的读者分享那一份智慧与感情呢？

　　金庸是在杭嘉湖平原的秀丽山川与丰厚的人文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的血液中，流淌着江南文化的血脉。他多次表示，退休后希望能在杭州西湖边建一幢小屋，以满足对故乡的依恋和思念之情。

　　他的家乡海宁紧邻杭州，乘坐汽车仅需一小时即可抵达，而且历史上属于杭州府。

　　金庸本人也在这座城市读过中学，当过记者。

　　杭州的美丽，宋代人诗人柳永有过脍炙人口的描绘：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风池夸。

　　金庸在他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也有关于杭州西湖的描绘：

　　陈家洛也带了心砚到湖上散心，在苏堤白堤漫步一会儿，独坐第一桥上。望湖山深处，但见竹木阴森，苍翠重叠，不雨而润，不烟而晕，山峰秀丽，挺拔云表。心想：袁中郎初见西湖，比作是曹植初会洛神，说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不错，果然是令人目酣神醉。

　　他幼时曾来西湖数次，其时未解景色之美，今日重至，才领略到这山容水意，花态柳情……

　　金庸云游几十年，不知西湖的景色几番入梦？再度回到湖边，已是两鬓斑白，功成名就。只叹时光如飞，白了少年头。一样美景，两种心情，同一身心，两番天地。造化弄人，谁能奈其何。

　　故乡以巨大的热情欢迎这位游子。西湖风景区的土地是不允许建私人住宅的，但是，浙江省、杭州市作出特别决定，批给金庸四五亩地，建造一间园林式的小舍。

　　金庸将其作为休闲、藏书之用。他表示去世后，这所房子连同书籍，全部交给杭州市。

　　这四五亩地位于西湖畔洪春桥边的“茶人之家”。从今以后，金庸便可常常回到西湖，在湖光山色之中领略人生的情趣。

　　1994年4月1日至10日，应浙江省省长万学远的邀请，金庸夫妇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夫妇的陪同下，回到了浙江，引起不小的轰动。在金庸的家乡，有数不清的金庸迷，由于多了一层同乡关系，他们对金庸更有一分亲切感。

　　金庸捐资三百万元的嘉兴图书馆在4月3日落成。嘉兴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并聘其为市人民高级顾问。杭州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之衔。金庸在嘉兴图书馆留言：“感我桑梓，赐以嘉名，愿尽菲薄，助振斯文。”

　　他还去游览桐乡乌镇的茅盾故居，写下了“一代文豪写子夜，万千青年诵春蚕”的题诗。

　　在绍兴兰亭曲水流筋景点，一腔豪气中，金庸连饮两盏绍兴老酒，完了才说：“我不会喝酒。”走到康熙皇帝写的“兰亭碑”前，听到讲解员说到“一”字典故时，微醺的金大侠立即引用《鹿鼎记》中韦小宝的一句话：“只有这个‘一’字一模一样。”游到陆游沈园时，他又盯着一株红白花相间的桃树，脱口吟出了陆游诗句：“惊鸿照影”。

　　最有趣的是，在杭州、嘉兴、绍兴等地，许多读者捧着他的书要求签名，但摆在金庸面前的，几乎都是盗版书。为了不让“金迷们”扫兴，他签了一两本。求字者幽默地说：“除了签名，其他都是假的。”

　　金庸倒是颇具侠客风度，他说：“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盗版，我的书还不会有那么多的读者。”

　　4月4日下午3时左右，金庸回到母校嘉兴一中。对着那些孙儿辈的学生们，他想起自己在这里读书时也是这般年纪，而眼前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等到多年以后，到了他现在这般年纪，又是什么样的命运？他激动地称这些小孩子们为“小师弟小师妹”，唤得满场激昂，气氛融洽，连他自己的眼角都闪着泪花。

　　金庸对于随行的记者也常以“小师弟”、“小师妹”相称，一副江湖中人的口吻。

　　有记者问他：“你书中哪一个男主角最像你，你最像哪一个？”他十分认真地回答：

　　“我肯定不是乔峰，也不是陈家洛，更不是韦小宝，……因为我做事是比较严谨的，不可能会这样潇洒风流，况且我不会武功……”

　　这次浙江之行，他还去了普陀山，献上清香一瓣；在北仑港，迎着海浪嬉水；在河姆渡原始人遗址，遥想人类的蛮荒时代……

　　回到香港，他又匆匆起程，到台湾、新加坡等地访问或演讲。

　　退了休的金庸，倒像个云游四方的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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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

　　读来读去还是金庸。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的顶峰；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言情小说，写尽了人间各种形形色色的情感；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通俗小说，是有价值的通俗小说；还有人说，金庸小说是浪漫派小说；更有人说，金庸的小说仅仅是小说，算不上文学作品。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说来说去，金庸的小说就是地地道道的小说，是像《红楼梦》一样好的小说，是诗歌般的小说，是写人写情写景写历史的小说，是引人入胜，让人手不释卷的小说。

　　套用“金学大师”倪匡的话来说，“以前，世界上未曾有过这样好看的小说；以后，只怕也不会再有了。”

　　学究们、评论家们设置了许许多多概念名份，什么纯文学、通俗文学，什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把那些鲜活的文学作品支解得支离破碎，再贴上一块块的标签。

　　其实，对于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没有什么概念能够规范他们。莎士比亚是什么流派？曹雪芹又是什么流派？贝多芬、毕加索又是什么流派呢？

　　只有那些不入流的文学家、艺术家，创作时才会宣称自己是这个“派”那个“主义”，因为他们才情空虚，学识浅薄，所以借名号来壮胆。而那些真正的大师，从来不去介意自己要被归入哪流哪派，他们只知道生命中有一股清泉要奔涌而出，他们只知道惟有文字、线条、音符、色彩才是他们的生命，于是他们只知道让生命之泉去自然流淌，顺流而下，一泻千里地创作，再创作。

　　以金庸小说而论，其中有武侠、传奇的一面，天马行空，情节曲折；也有推理、言情的一面，悬念重重，扣人心弦。有悲剧的一面，写尽人间的无奈悲凉；也有喜剧的一面，处处夹杂了幽默谐趣，以及善意的嘲笑。有讽刺鞭挞的一面，对于世态人心，社会历史的阴暗丑陋，不乏犀利的思考与揭露；还有称颂赞美的一面，对善良的品质，侠义的情操给予充分的讴歌和褒扬。

　　正如《红楼梦》一样，道学家看出“淫”，才子看出“缠绵”，革命家看出“反清”

　　（鲁迅语）。实在是见仁见智，说不清，道不明。所以金庸的小说若是被人安上什么“主义”之类的名号，就变得莫名其妙了。

　　还是倪匡说得有道理，小说一定要好看，不好看的小说有什么用？金庸也认为，文学艺术首先是表现美的，是追求美感的。

　　金庸的小说中最吸引人的，不光是那些离奇诡异的情节，也不止是那些古灵精怪的武功，而是那种氛围，那种意象。这是我们失落了很久的“中国”，是我们梦幻里的“中国”，是如诗如画的“中国”，也是标准的中国味道的“中国”。

　　这里面的人物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们的语言是地道的汉语。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中国式的，五岳的山山水水，宋明的村镇酒肆，伴随着棋琴书画，刀光剑影。他们活动的场景是中国式的，从长河落日圆的大漠，到杨柳依依的江南，还有那曲径通幽的庭院，小桥流水人家。他们的情感也是中国式的，一切都洋溢着中国文化的神韵，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和习俗。

　　总之，中国文化美好的一面，诗情画意的一面，全都在金庸的作品中表现得酣畅淋漓。上至儒、道、释的哲学伦理，下至古老中华的民俗民风，无不活泼泼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使生活在烦恼尘世中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感受到内心深处的“根”和“魂”，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

　　许多生长在当代的华人，无论是生活在本土还是身处海外，在中国传统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是贫血的。几乎可以说，许多青少年是凭借着金庸的作品，才将自己的血脉与悠久的中国历史重新衔接；而许多中老年人，也是从金庸的书中拾回了几被遗忘的中国梦。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华人爱看金庸，一遍一遍地读，百读不厌。看金庸的小说，好像又回到了唐诗、宋词，又回到了春秋、汉赋，又回到了《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西出阳关》，又回到了《封神榜》、《七侠五义》、《包公案》……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艰苦的环境里辛勤劳作，繁衍生息，生活得单调、沉重，平凡而缺少刺激。但是每个人的心底里都不可抑制地存在着向往冒险，寻求变化的情结，希望自己的生命中也能出现奇迹，精彩一回。武侠小说这种天马行空、惊险刺激的内容情节，正好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能够填补许多人的精神渴望，满足了他们的幻想。而金庸的小说又是其中色彩最浪漫，感情最浓烈，人性表达最全面最丰富的作品，给予了中国人无限的想象空间，难怪人们对它如痴如醉了。

　　波澜壮阔、气派非凡、博古通今、包罗万象。

　　诗词、历史、天文、地理、民俗、风光、武术、医学、巫术、棋艺、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甚至植物学、动物学、心理学等等，奇妙地融汇在一起，构成金庸小说的斑斓色彩。

　　那么广博深奥的知识，在金庸笔下全部化成有趣的文字，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得到陶冶和修炼。能够艺术地活用各种知识，现代中国作家中，当首推金庸。

　　金庸的小说，差不多全都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真实的历史人物，如康熙、乾隆、朱元璋、李自成等，都在小说中出现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描述，金庸做到了一个优秀小说家该做到的，既不违背基本的史实，又有艺术的升华，包含着他对历史的深刻认识。

　　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人物同处一起，好不热闹，造成了奇异的效果。比如《鹿鼎记》中韦小宝与俄国苏菲亚公主一段，除了韦小宝是虚构的，其他均为真人真事。

　　当然，真假原是说不准的，尤其是已经过去的历史，谁又能自诩把握到它的全部真实呢？在沧桑变幻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本无定数，如《红楼梦》中说：假作真时真亦假。

　　金庸为现代小说运用历史题材树立了典范。他的小说确实做到了：

　　“一方面与历史有关，另一方面与日常生活有关，……是一部编年史，是一本部落之书，一部有关风俗与传统的重要汇录，而同时也是一本供大家娱乐的故事书。”（保罗·门采语）

　　至于精彩的围棋棋局，高深的中医中药知识，丰富多彩的地理人文景观，绚丽浪漫的异域民俗风光，……在金庸的作品中更是经常出现，成为吸引读者的又一重要因素。

　　难怪许多人看完金庸的书后，都会由衷地感叹：这个人怎么会懂得那么多？怎么能有那么丰富的学识？也许，说金庸的小说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一点也不过分。

　　作为形式上的武侠小说，金大侠对武功招式，武打过程也有精湛独到的描写。他将每一招武功都安上了美妙动听，充满诗情画意的名称，而且将各种稀奇古怪招数的动作细节介绍得一清二楚。就像电影的蒙太奇效果，精彩的镜头层出不穷，一个套一个，一环扣一环，读来津津有味。

　　在金庸的每一部作品中，都穿插众多武打场面，真是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而且无一雷同。每一回的场景、人物、动作、表情均交代得细致入微，充满了现场感。再加上慢镜头的捕捉和读者想象力的再创造，绝对要比亲眼目睹还要精确，当然也更具美感。这也许与金庸曾拍过电影，当过编剧导演有关。

　　更绝的是，金庸不仅写出了动作，还能在描绘“打”的同时，刻画出人物的心理活动，绝妙的武术和武打者的情绪性格尽显其中。这样的镜头在书中不胜枚举，信手翻开，无不如此，真看得人兴趣盎然，有美不胜收之感。这种写作手法，对于传统的武侠小说，确是一个大大的突破。

　　金庸描述武功时，还喜欢将武术的演示技巧与武打人物的内功修为写得层次分明。

　　尤其是高手过招的情节，那种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见一山高的意境，让金庸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回味无穷。

　　尤为难得的是，金庸常常将佛法、道教原理，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溶入武功中去。写出了那种大地万物溶为一体高妙境界，那种凝神静虑，心如上水，头脑豁然开朗，眼前一片空明时的神奇力量，将东方理想中的天人合一的神韵抒发到了极点，教人为之心动。

　　更令人折服的是，金庸还深通音乐和舞蹈。小说中，瑶琴古筝，长萧铁笛无不成为武器，音乐之声也可发出武功，释放出能量，或致敌死命，或治病救人。比剑试刀，拳掌相交中，无不蕴含着优美的舞姿造型。充分体现了静中有动，柔中带刚的中国民族舞蹈和音乐的神髓，美伦美奂，实在高明。

　　然而，金庸作品中的武功之所以那么吸引人，也许最根本的还在于他把握住了生命的律动，体悟到了自然的节奏。他将这些以及中国人对人生的理解，对生活的热望全都倾注于那一招一式，一纵一跃之中。因而他笔下的武功才充满了灵气，充满了诗意，充满了象征。金庸自己就承认，他的武功名堂，许多都源于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灵感均来自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变幻莫测，神奇曲折，慑人心魄，引人入胜。

　　金庸小说的情节布局，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有人评价说是“合乎情理，出乎意料”，可谓一针见血。

　　金庸小说的开头，大抵都神秘悬疑，将读者的好奇心大大激起。例如《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等等，一开场，奇怪的事件一桩接一桩，令读者如置身云里雾中，方向难辨。一直追下去，才一层又一层地揭开事实真相。读进去之后，故事不断发展演绎推进，情节更加复杂离奇，矛盾叠起，悬念重生，冲突加剧，一波三折，更看得读者仿如置身其间，心不由己，欲罢不能。最终或真相大白，或悬而不决，或不了了之……看完了不是让人击掌叫绝，大呼痛快，就是教人意犹未尽，遗憾不已，总之只恨书太短。

　　金庸极能渲染诡谲神秘的气氛，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都能从容写来，直看得人毛骨悚然，拍案称奇，只道天下竟有这等怪事。如《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夜过浙闽交界廿八铺和误入西湖底深处身陷地牢；《连城诀》中土豪万震山午夜梦游砌墙；《飞狐外传》中程灵素带胡斐人师兄姜铁山薛鹊的铁铸圆屋，见到他用大铁锅蒸儿子姜小铁；《射雕英雄传》中江南七怪和郭靖，在塞北高峰上遇见黑风双煞和骷髅头阵；还有令金毛狮王谢逊发疯的冰火岛，布满八卦迷魂阵的桃花岛，黑木崖上东方不败的花园小屋等，情节景物的描绘，无不怪异突兀，鬼气森森，使人不寒而栗，让读者产生出一种恐怖的快感，好奇心顿增。

　　金庸还特别善于描写秘境绝景，使情节的发展更加不可思议，奇峰突起。如大漠风沙、巨雕恶狼、冰雪连天、茹毛饮血的戈壁荒山，柳暗花明、莲叶轻舟的江南水乡，佛法庄严的庙宇道观，枯藤老树的深山古刹，与世隔绝的桃源仙境，精悍蛮荒的异族部落，人迹罕至的雪峰冰仞，……还有那些虚无缥缈的仙山琼岛，神秘深幽的山谷地洞，再加上离奇古怪的邪教活动，以及惊人刺激的怒海群鲨，等等，等等，简直是匪夷所思，神来之笔。金庸的想象力之丰富，无人能出其右，所以总令人读得陶醉其中，叹为观止，眼界大开，非常过瘾。

　　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读来读去，还是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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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激活了中国文字在现代的再生力，

　　创造了一些永远值得人们谈论

　　而且永远谈论不尽的人物。

　　汉字是象形文字。美国诗人庞德说“汉语天生是诗的”。但是，就在庞德说此话时，中国的傅斯年先生正慷慨激昂地说：汉语是野蛮的，应该废止。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汉语的野蛮（大意如此）。

　　时为1919年。

　　然而，汉语并没有消失，在中国在海外，十几亿华人仍然使用汉语。

　　不过，汉语的味道开始变质。她从前是“天摄人治”，极其玲珑活泼，而“五四”

　　以后，西洋语法的侵入，出现了所谓的“欧化语”，不中不西，不土不洋，读来感到乏味，让人倒胃口。许多新文艺作家都有这样的毛病，时代风气如此，怪不得谁。

　　金庸是个天才，他运用地道的中国文学语言。“金庸小说的文字，是绝顶高超的中国文字。”（倪匡语）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生命，是意识，是存在的屋宇。”其实，语言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仓库。

　　金庸的语言文字，激活了中国文字在现代的再生力，重新展现了汉字的意韵。

　　且看《笑傲江湖》第十四回中桃谷六仙的一段对话：

　　终于有一人道：“咱们进去瞧瞧，到底这庙供的是什么臭菩萨？”五个人一拥而进，一个人大声叫起来：“啊哈，这里不明明写着杨公再兴之神，这当然是杨再兴了。”说话的乃是桃枝仙。

　　桃干仙搔了搔头，道：“这里写的是杨公再，又不是杨再兴。原来这个杨将军姓杨，名字叫做公再，唔，杨公再，好名字啊好名字。”桃枝仙大怒，大声道：“这明明是杨再兴，你胡说八道，怎么叫做杨公再。”桃干仙道：“这里写的是杨公再，可不是杨再兴”。

　　桃根仙道：“那么兴之神三字是什么意思？”桃干仙道：“兴之神三个字难道是我写的？既然不是我写的，我怎知是什么意思？”桃叶仙道：“兴，就是高兴，兴之神，就是精神很高兴的意思，杨公再这姓杨的小子，死了有人供他，精神当然很高兴了。”

　　桃根仙点头道：“很是，很是。”

　　桃花仙道：“我说是这里供的是杨七郎，果然不错，我桃花仙大有先见之明。”桃枝仙怒道：“是杨再兴，怎么是扬七郎了？”桃干仙也怒道：“是杨公再，又怎么是杨七郎了？”

　　桃花仙道：“三哥，杨再兴排行第几？”桃枝仙摇头道：“我不知道。”桃花仙道：

　　“杨再兴排行第七，是杨七郎。二哥，杨公再排行第几？”桃干仙道：“从前我知道的，现在忘了。”桃花仙道：“我倒记得，他排行也是第七，所以是杨七郎。”

　　桃根仙道：“这神倘若是杨再兴，便不是杨公再，如果是杨公再，便不是杨再兴。

　　怎么又是杨再兴，又是杨公再？”桃叶仙道：“大哥你有所不知。这个再字，是什么意思？再，便是再来一个之意，一定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所以既是杨公再，又是杨再兴。”余下四人连连点头，都道：“此言甚是有理。”

　　突然之间，桃枝仙又说道：“你说名字中有一再字，便要再来一个，那么杨七郎名字有个七字，该不是要再来七个？”桃叶仙道：“是啊，杨七郎有七个儿子，那是众所周知之事！”桃根仙道：“然则名字中有个千字便是生一千个儿子，有个万字，便是生一万个儿子？”

　　这段废话连篇，人看人笑，百读不厌的文字，我们若尝试着将其中一个字删掉，看看语言还通不通，或者文气还顺畅不顺畅？

　　将汉字锤炼到这等程度，实属不易。尤其，金庸写情、写景、写谐、写怨、写世态、写江湖、写官场……均能活灵活现，则更属不易，实在是非超一流高手所不能为。

　　他的许多章节和片断，真如神来之笔，使人赞叹不绝，回味不已，只可惜不能在这里一一举出。

　　没有人物，便不成小说。

　　人物立不立得起来，视乎作家对于人生观察、体验的深浅，以及他的笔力如何。

　　《红楼梦》流芳百世，重要原因在于里面的人物令人百谈不厌，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贾政……等等，个个都蕴含着人性中某种普通相，仿佛在我们生活中到处能见到，感觉到。鲁迅的声誉与阿Q的成功也不无关系。

　　金庸也塑造了一些永远值得人们谈论而且永远谈论不尽的人物，如同《红楼》、《三国》、《水浒》等作品中的某些人物，深入人们的心中，成了某种性格或行为的代名词。

　　男孩子们也许会说：“我喜欢小龙女那样的女孩”，“我喜欢黄蓉那样的女孩”。

　　女孩子们也许会说：“我喜欢杨过”，“我喜欢郭靖”，“我喜欢令狐冲”。

　　还有韦小宝、段誉、乔峰、王语嫣……

　　还有周伯通、张无忌、周芷若、胡斐……

　　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一种命运；

　　每一个人物都有一段情缘；

　　每一个人物都是一面镜子；

　　每一个人物都如同一出戏剧。

　　金庸认为，在人物刻画方面除了好看之外，还应能令读者感动和难忘，印象深刻而鲜明，因为小说旨在反映人生，而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金庸的心怀是宽厚而悲悯的，对笔下人物从不简单地划分为“正”、“邪”、“善”、“恶”的类别。那些反派人物没有出现时，江湖上一片谴责之声，但当他们真正出现时，总让人觉得他们仍有可爱的地方，并非一无是处，无法完全否定。而正派人物也具有各种弱点，从而使他们显得更为有血有肉，真实可信。“这个社会上也很难讲谁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坏人，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坏的成分。……

　　作者考虑的是真实的问题。”（金庸语）

　　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在金庸的书中，即使一个公认的“恶人”，在从事一项“恶事”时，他也可能是出于他自身相当充足的理由，或可笑或可气或可悲或可恨。而所谓的“好人”，哪怕是出于“善”的动机也不一定能得出“好”的结局或效果。

　　所以，金庸笔下的人物，很少是单纯的好人或坏人。他洞察了人性的全部奥秘，以及人性自身的冲突和矛盾。他以一种宽容的态度，理解的态度，来描述冥冥众生。在这一点上，金庸的作品绝不是那些“通俗小说”可以比拟的，也不是一般的所谓“严肃文学”可以涵盖的。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的责任，就在于告诉人们，生活不是像他们所看到的那样，不是的，在生活的表象下，有着不可言说的复杂性，超越我们一般伦理、法律等的判断。

　　金庸无疑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此种责任。仅一个韦小宝，就很能说明问题。韦小宝在读者的心目中引起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认为韦小宝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另一个说法是韦小宝是十足的无赖混蛋。其实，韦小宝就是韦小宝，是一个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中国人性格的人物。无法以伦理标准去评判这么一个美学形象。这个形象本身涉及的问题恐怕与中国儒释道文化对于人格的塑造，中国人的民族性诸问题相关，足以写一本专著来探讨。

　　就人物的塑造而言，也断断不能将金庸的作品归入一般的通俗文学之列。从塑造人物的功力来看，金庸的小说绝对是大师的手笔，是真正的文学。

　　一般的通俗小说中，好人与坏人，正派与反派，善与恶，是与非，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是在伟大的作家笔下，却不是这样，生活中的全部复杂性被揭示无遗，好坏难分，善恶难断，恩怨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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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原来的构思是想将安娜写成一个不道德的女人。

　　但是，写着，写着，他就改变了最初的想法，当他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深入像安娜这样的女人的内心时，他感到既定的道德律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安娜这个文学形象激发读者的，是万千滋味不知从何说起，同情？鄙视？谴责？赞同？没有一种单纯的态度可以成立。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总体上看也是如此，丝毫不受传统的或既定的观念来规范。金庸以敏锐的目光审视人性，他感悟到了许多无法言说的困境与无奈。他在许多作品中表现出一种隐痛，对于善与恶，对于爱与恨，永远不能有圆满的解释。而且暗示着不论你如何解释，悲剧仍然会一代一代地演出下去。

　　关于金庸作品对于人性复杂面的深刻思索，罗龙治先生有一篇精彩之文《从＜倚天＞谈善恶之际》谈及：

　　善恶好分，善恶之际却很难分。正如一个漂亮的小姐，她身边的男人很多，但却没有人知道她究竟有没有男朋友。

　　有一次在台北举行的金庸小说座谈会上，金恒炜忽发奇想，向金庸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说：“金庸先生，你在《射雕英雄传》中描写一个很正派的人物叫做洪七公。洪七公自己说他杀过四百三十九个人，其中没有一个人不是坏蛋。但我认为洪七公的这种想法很危险。因为这种人如果掌权的话，他很可能就成为希特勒。希特勒也认为他杀的人都是坏蛋。”金庸点点头。

　　我们如果肯定：生存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力。那么我们就同时肯定：生存是各民族共有的权力。但是，每个肉体的生存都要靠其他的物资来给养，所以生存就成为竞争的现象，生存也就成了人类共有的苦难。

　　我们发现在中国的社会里，家是生存的基本单位，家是讲人情而不讲是非善恶的。

　　一个人离开了家，说穿了同生死、共患难还是基于生存的艰难。因此，一旦中国人感情的网络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人生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安排成昆和谢逊有师徒之宜，情若父子。但成昆为了满足他的权力欲，竟阴谋杀害谢逊全家，逼得谢逊忽忽如狂。谢逊一生的罪孽由此而起。

　　谢逊寄迹魔教是受迫害者，成昆却是神奸巨恶竟厕身少林。这善恶之际，外人一时哪里察觉得出来呢？中原六大门派和明教的决战，除了愚昧盲目之外，有什么正邪可言呢？

　　再说，金庸把倚天剑安排在峨嵋派手中，却把屠龙刀安排在魔教手中。照常情来说，倚天剑应有造福江湖之功，屠龙刀则有为害武林之患。但事实上，峨嵋师太用倚天剑大开杀戒，所杀的魔教教徒，并不是什么邪魔歪道的人。

　　张无忌有正邪两派的血统，从小就在正邪、善恶激烈挣扎的环境中成长，他的性格反而显得宽厚。只有他才能发现胡青牛“见死不救”的慈悲，也只有他才能体会谢逊的地狱生涯。这种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他武功再高，也早被周芷若杀死了。他对爱情的经验再丰富，也逃不出有权力野心的赵敏，他只好被捉去画眉。他的宽厚的性格不改，他永远也敌不过野心家朱元璋的奸计。

　　对此，金庸又是如何解释的呢？他说：“在《倚天屠龙记》中，我要写的确是我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想表达一个主题，说明这世界上所谓正的邪的，好的坏的，这些观念有时很难区分。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好的，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坏的，就一定是坏的。同时，一个人由于环境的影响，也可以本来是好的，后来慢慢变坏了，譬如周芷若。而赵敏，则是反过来，本来坏的，由于环境，后来却变好了。……

　　人生不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坏人分明的。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

　　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小说形式。有人认为西洋也有，如法国的《三个火枪手》；日本也有，如《宫本武藏》。但金学的始作俑者倪匡则认定：只有中国才有真正的武侠小说，其他的都只是类似，不是真本。

　　在中国，侠的历史其实已很久远了。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救人天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这就是侠的萌芽。

　　“侠”不单是一个名号，而且要有实际行动，侠要行侠，才能成其为侠。武侠小说的侠，一般是根据传统的侠义精神来的，充满着浪漫的激情：轻生命，重然诺，锄强扶弱，惩恶扬善，保家卫国，豪气干云。这种传统的侠义精神，不仅使武侠小说中的侠士有生命，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使得“侠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金庸在回答记者问时说过，“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所谓义，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的情谊，都是属于人的感情。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部分。当然侠义也不单单是中国才有，外国也有。不过中国人似乎对这方面特别重视，这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根源。

　　金庸的小说显然将中国传统的“侠文化”提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不完全受那种“忠君报国”，“除暴安良”之类框框的局限，而是将人生的丰富与多面性溶入侠义之中，使侠义与人性相结合，使他的武侠小说对人物性格的挖掘达到了空前的深度。

　　“侠之大者”是金庸所创造的人物中最有光彩的一群人，如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等等，他写得一个比一个深刻、复杂，也一个比一个更见悲剧性。

　　但是，乔峰之后，金庸的“侠士”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是“真的人”，呈现出“非侠”的倾向。陈墨将金庸的变化轨迹描述如下：

　　主人公“侠气渐消，邪气渐长”，离开侠的典范模式越来越远。

　　主人公的形象的“共性”越来越少，个性越来越突出。

　　主人公的理念的力量越来越小，现实社会冲突及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大。

　　主人公的理想性越来越弱，而其现实性及其意义越来越强。

　　主人公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复杂，内心的自我矛盾冲突越来越多。

　　简单地说，是正义之侠——大侠——中侠——小侠——无侠——反侠。

　　这个过程也体现了金庸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从儒到道，从道再到佛，越到后来佛法在他的作品中的渗透就越明显。佛家讲空讲幻讲寂灭，也讲因果，讲悲悯，讲化境。这些都使金庸的“侠义”包涵了更深厚更宽广的内容。

　　大智慧之后就是大平淡，所以《鹿鼎记》之后，金庸就断然宣布封笔从此大侠弃剑回家园，深研佛理求正果去了。

　　这可急煞了一大批金庸迷。历史小说家董千里先生曾经自告奋勇，代表读者要求金庸：“添酒回灯重开宴，向自己挑战。”

　　但金庸已经很明白，自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了。他说他喜欢不断的尝试和变化，希望情节、人物、笔法都不同，要求不可重复已写过的小说。现在变不出新花样了，所以就不写了。

　　有些读者也很明白，“然而我们却要感谢董千里先生的盛意，正如那尊米诺的维纳斯，假如不是断臂，那么她的手放在哪里是好呢？”（刘新风语）

　　沈君山先生是这样总结的：“我觉得金庸先生的小说，书剑江山时期陈家洛潇洒出众，才气挥放是涵盖乾坤。到了郭靖、杨过那一类型特立独行是截断众流。到韦小宝，什么武功都不会，乌七八糟，偷摸拐骗都来，但他能从心所欲，所谓随波逐浪令人羡慕不已。韦小宝以后就很难写了，到佛家所谓无相的随波逐浪，人已到至境，无可无不可了，那以后怎样再写呢？”

　　确实如此，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回味一下，就会发现，对《鹿鼎记》，虽然每个人可以各说己见，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有共鸣的，那就是：无论拿起金庸其他十三部小说中的任何一部，都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像仅仅是长途旅行中的一站，停停歇歇的还得走下去，前方还有更美妙的景观。必得走到《鹿鼎记》，才算是到达了最后的停泊地，或者最起码也是“本次列车终点站”。

　　正如有读者详述的：在读《射雕英雄传》时，对郭靖和黄蓉的一切事，甚至是最微小的细节都有兴趣。到了《神雕侠侣》，郭靖风采依然，黄蓉也未如贾宝玉所嘲的那样：

　　女人出嫁前都是无价宝珠，嫁人生子后却成了鱼眼睛。但因杨过与小龙女的出场，便不再对他俩生关切之意了。再读《笑傲江湖》，亦凡事为令狐冲所感伤，但读完即止。其他的作品均如是，读时读者恨不得以己身投入，读毕便也能及时抽身。唯有到了韦小宝这里，“斯人已杳，魂魄仍在”的感觉却久久挥之不去。郭靖等人应办而未办或没办成之事，韦小宝未必真的去办，却也许在空气中或读者的心目中办成了。恰恰是应了那句诗：

　　“天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从陈家洛到韦小宝，从英雄到无赖，从伟人到小丑，从大侠到反侠，从理想人格到现实人格，从文化颂扬到文化批判，金庸在武侠小说世界也画了一个几乎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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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笔下的男主角，

　　身份越来越低，

　　武功越来越差……

　　金庸的小说，都有一个男主角，当然，《天龙八部》是例外，有几个男主角。

　　每一个男主角都显示着某种理想。但是，从第一部《书剑恩仇录》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金庸的“理想”呈现出急剧的变化，从中可以体味到他对人性，对于历史的审视与深入。

　　《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出身书香门第，又从小跟着高人习武，文武双全，才貌俱佳，无疑在客观条件上，可称得上典型的白马王子。陈家洛的民族主义意识极强，他的所谓雄心壮志、伟大抱负，就是要夺取满人江山，他的一生似乎都是围绕此事而运转的。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思想极其浓厚，认为男子汉大丈夫，当以家国为重。为了完成所谓的“大业”，他甚至将自己钟爱的香香公主送去讨好乾隆，这类的“壮举”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袁承志是名将之后，出身高贵，天赋聪颖，又得到异人的指导，成就了一身超人的武功。他喜欢装出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后发制人。在这个人物身上，金庸写到了他脆弱的一面。这比陈家洛有所进步，已经注意到英雄人物不一定要十全十美。袁承志喜欢温青青，这使倪匡十分不解，他说：“温青青这样的女人，见到了若不转头便逃，一定大难临头。”所以，在他看来袁承志只能算中下人物。

　　紧接着，《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中的胡氏父子出场。此时，金庸再次突破自己，把主角从正面人物写成灰色的人物，更耐人寻味。他们父子二人都是只用行为为自己的人格求证之人。胡一刀豪迈绝伦，鲜有比拟。他和苗人凤生死相拚，而又惺惺相惜，真能传颂千古。胡斐行事神出鬼没，甚是神秘。他的武功，靠他的家传刀谱外，便是不断自学，通过艰苦磨炼，而成为一代高手。他和他的父亲一样，漠视世俗的环境，孤高自信，宁折而不屈。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其中的主人公郭靖也深得一般中国读者的喜爱。他善良忠厚、坚豪勇敢、勤奋刻苦，练就了一身卓绝的武功。他的一生，几乎毫无缺点，是君子，甚至可以说是“圣人”：对父母孝，对国家忠，对爱情贞，对朋友义，对子女爱。他不仅是武林豪杰，而且尽忠报国、保卫社稷，是典型的“侠之大者”。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似乎与郭靖形成对比。他的名字是郭靖所取，有改过之意，因为他的父亲杨康不是好人。在杨过身上，洋溢着独来独往的自由精神，他的一生，是充满反抗的一生。他的童年与少年，都是在极冷漠的环境中度过，直到遇见孙婆婆，才知道什么叫人类的温情。他后来一直与小龙女携手反抗压力，演出了一段惊世奇情。

　　杨过之后，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及《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一个个愈见悲剧性格，一个个更显身世坎坷。张无忌是武当传人之子，应当说是普通人。他亲眼目睹父母双双自杀，成为一名孤儿。令狐冲的身世更为悲惨，无父无母，自小没有亲人。

　　这两人都是从平常武功因际遇而得到非常武功，也常常濒临死亡边缘，或陷入感情危机，苟延残喘，奋力求生。与前面的几部小说相比，男主角那种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气势，减弱了很多。

　　最后的《鹿鼎记》，金庸索性将男主角的身份降至一个“婊子养”的小杂种。韦小宝在妓院中长大，耳濡目染的当然不会是什么仁义道德，而是市井无赖的狡狯、奸诈、好色等等。但是，这个不学无术、毫无功夫的小宝，从皇帝到反贼，都与他称兄道弟，关系好得不能再好，而那些美女又一个一个地投怀送抱。真不知这小子修了哪辈子的福，又练就了什么本事。

　　总的来说，金庸笔下的男主角，身份越来越低，武功越来越差，一直到毫无武功。

　　这是否与金庸对生活的感悟有关？让我们看看金庸自己的说法：

　　“这大概是有一点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家都认为，人生到了最高境界就是淡忘，无人合一，人与物，融成一体。所谓无为而治其实就是这种理想的境界之一。这是一种很可爱的境界，所以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希望主角的武功也是如此了。”

　　因此这些人的武功自然越来越平凡，英雄色彩也越来越淡薄，命运更是越来越失意了。

　　金庸笔下的男主角中，陈家洛外表温文，但内心抑郁；乔峰豪迈，但不解风情；袁承志山野草夫，郭靖忠厚鲁钝；胡斐苦难孤独，令狐冲落拓不羁；石破天单纯，狄云正直，张无忌随和，虚竹拘泥，韦小宝狡黠；俊美的只有杨过，潇洒的只有段誉。但段誉之潇洒，在于不通世务，是个出世人物，而非浊世公子。杨过早期，每每不忘父仇，机心处处，亦不见得如何倜傥磊落。说到造型之美，反而不及一把年纪的丁春秘那大袖飘飘、鹤发童颜的神仙姿态，亦不极道貌岸然、宝相庄严的和尚鸠摩智。但这些男主角，总有一股叫人感到亲切、景仰、乐于接近的气质。这种气质，使读者不期然中引起共鸣，觉得主人翁可亲可近，仿如朋友，甚而将小说中的非常理的情节，也全盘接受。

　　这些男主角都堪称英雄。即使是韦小宝，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不能不承认这小子干出了一番“英雄”才能干出的“大业”。

　　但，哪一个人最为出色呢？

　　在倪匡笔下，被称为“绝顶人物”的只有杨过、令狐冲、乔峰、韦小宝四人。但另有人认为杨过英雄感不强，令狐冲自怜自伤，更无英雄气概，至于韦小宝，流氓习气十足，焉能称英雄。没有太多争议的是乔峰。

　　乔峰在小说中如此出场：

　　西首座上的一条大汉回过头来，两道冷电似的目光在他脸上转了两转。段誉见这人身材甚是魁梧，三十来岁年纪，身穿灰色旧布袍，已微有破烂，浓眉大眼，高鼻阔口，一张四方国字脸，颇有风霜之色。顾盼之际，极有威势。

　　乔峰的遭遇极为悲苦，是金庸小说中最突出的一个悲剧人物。且看倪匡对他的赞叹：

　　“若论意气之豪迈，行事之光明，胸襟之开阔，惟有乔峰。乔峰堪称是人中之龙，而且他和郭靖全然不同。郭靖完美，但看来看去是一个假人；乔峰完美，看来看去，总是一条凛凛大汉，就在你的面前。”

　　但正是这个乔峰，“又有武功，又正直，天下无敌，必然到最后正因为他受人钦佩喜爱的个性走上悲剧的道路。”（沈君山语）

　　金庸写乔峰，似乎完全摆脱了以汉族为中心的狭隘民族意识。乔峰是契丹人，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英雄。人的品性与种族是没有关系的，汉族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异族中亦然。汉人皇帝如果昏庸无能，难道就因为他是汉人，我们也要拥戴他么？

　　金庸说他最喜爱的男主角是杨过和乔峰，对他们寄予的同情最多。

　　那么，谁是第一位大英雄？大概每一位读者都会有他（她）自己心目中的人选。

　　金庸写了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大侠小侠，千人千面，但仔细琢磨，仍能看出一点程式，一点门道。

　　金庸自言他最喜欢写的人物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仍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排除万难、继续奋斗的人物。因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因此，这些男主角不论相貌如何，出身如何，大抵天性仁厚，或傲骨多情。而最主要的，他们都是在重重夹缝中做人，身处重重矛盾之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受尽了屈辱但都能保持着自己的信念和尊严。

　　乔峰当然是典型，他是辽人，却由汉人养大，血缘之爱，养育之恩，两者不能丢弃，但在两个民族的残忍争斗中，他又如何能够平衡自己的情感，当然只能以自杀来了结。

　　张无忌的出身更是一个象征，他的父亲乃武当门人，公认的正派，而他的母亲则是邪教教主的女儿，公认的邪派。他经历了痛苦的历程，得到的结局比较圆满，最后化解了双方的恩怨。

　　郭靖也有这类似的困境，几乎和乔峰相同，成吉思汗于他有恩，要他归顺元朝，甚至以他母亲的生命来要挟。但郭靖内心冲突较少，他很快就坚定地以民族大义为重，摆脱了个人恩怨的纠葛。

　　韦小宝也处于夹逢中，不过，这小子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令人深思的是，他最后也是郁郁不乐，宁愿隐遁荒岛。

　　其他像杨过、令狐冲等，都是在这种左右为难之中生存下来的。人生的各种矛盾，在这些男主角身上体现得相当全面，常常令人感到生存的无奈与尴尬，苦恼和辛酸。

　　另外，这些男主角总是历尽磨难，常常面临死亡大祸，杀身大劫，而最终又能化险为夷。

　　郭靖自小就差点为铜尸铁尸所害，出道不久便屡受追杀，九死一生。杨过一出场便惹上李莫愁银针之毒，后来又中了情花之毒，逼得吃下断肠草。张无忌尚在孩提时代，就被玄冥二老印了一掌，差点丧命，长期笼罩在死亡阴影下。令狐冲救仪琳，重伤几乎不治，后来又被乱七八糟的真气所伤，一路哼哼卿卿，半条人命。

　　这些英雄豪杰，在未成名前，都要倒霉透顶，坎坷得不行。金庸大概深谙孟老夫子：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真谛。

　　还有一个程式化的处理，就是男主角必定会莫名其妙地遇到奇事奇人，或者莫名其妙地得到绝世武功。

　　郭靖既蒙江南七怪收录为徒，又得洪七公垂青，还与周伯通结下忘年交。胡斐先遇上赵半山，又与苗人凤交手。袁承志得穆人清为师后，再遇上木桑道人，得金蛇遗功。

　　令狐冲则先得前辈高手风清扬剑术真传，后来又在不可思议的情况下获得任我行的盖世内功。段誉这个本来一点武功也不会的混小子，也莫名其妙地遇到石洞里的“神仙姐姐”

　　之类。虚竹原来不过一个小和尚，还是打杂的，却成了当世第一神医和一流武术高手，堂堂大国的驸马爷。小叫化石破天也是，先是糊里糊涂地被谢烟客传授了一身内功，最后又糊里糊涂地破译了侠客岛上的绝世武功，成了武林第一人。至于杨过则更神了，先遇郭靖大侠，随后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连老顽童都与他有不寻常的关系，尤其神奇的是遇到大神雕，真是匪夷所思。当然，遇到贵人奇事最多的，还数韦小宝。

　　这些奇遇记就构成了金庸小说传奇色彩浓厚，情节生动复杂的主线。

　　这些男主角还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的桃花运都不错。一般而言，每位英雄，都有两个以上的美人苦苦相恋。从郭靖到韦小宝，他们的烦恼不在于得不到女人的爱，而在于如何摆脱这些烦人的爱。

　　这些情节看得男读者心花怒放，乐不可支，仿佛白日梦成真。而一些女性读者，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则大不以为然：难道我们女人就那么贱？这当然与贱不贱毫无关系。

　　不过，金庸为什么将男主角的爱情模式处理成这个样子，总是美人爱英雄，而不是英雄救美人、追美人，倒是值得探讨的。

　　香港才女林燕妮曾有奇文一篇，名为《金庸武侠小说男主角用法》，以女性的目光来品评金庸的男英雄，自有一番不同见地：

　　我会挑来做丈夫的，始终是郭靖。虽然倪匡嫌他蠢，又拒绝把他列为上、中、下等的任何一等，而以‘无可置评’言之，我却认为郭靖是最佳丈夫人选。因为他一不会看别的女人，二不会说谎，三不会行差踏错，四又武功超卓，既不会背着我作怪，亦可以处处保护我，又肯听老婆话，还容易被老婆骗倒，放在家里，十分之有安全感。

　　我最心爱的人，当然是杨过，不过此人不可以当丈夫，一旦叫他扮了丈夫的角色，便没有浪漫可言。我会要他做一生娶不到我，但却一生爱我的人。这个人一定要在我婚前认识，不然便显不出他的悲苦、反叛和一往情深。

　　段正淳这到处留情、甜言蜜语的家伙，我会要他做婚后情人，隔两年见一见，荡气回肠一番。不过，此人不可当作固定情人，不然会被他的拈花惹草气死。

　　段誉我也喜欢，这人心地又好又殷勤，做女人跟班最适宜，又因他纵使痴情吃醋，也从不骚扰对方，心中无恨，温善可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最佳。

　　我并不贪心，金庸笔下诸大侠，我只挑这四个，各有用途，妥当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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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小说，

　　写尽了人生的浮华，

　　也写尽了人生的虚空。

　　《天龙八部》的回目集起来，是这样的一首词：

　　输赢成败　　又争由人算

　　且自逍遥没谁管

　　奈天昏地暗　　斗转星移

　　风骤紧　　缥缈峰头云乱

　　红颜弹指老　　刹那芳华

　　梦里真语真幻

　　同一笑　　到头万事俱空

　　胡涂醉　　情长计短

　　解不了　　名缰系嗔贪

　　却试问　　几时把痴心断

　　在金庸所有的作品中，都寄寓着如此的感叹。

　　还是虚竹小和尚说得好：

　　“庶民如尘土，帝王亦如尘土。大燕不复国是空，复国亦是空。”

　　《倚天屠龙记》中的谢逊最终悟得：

　　“师父是空，****是空，无罪无业，无德无功。”

　　有人评论，金庸的小说中正义固然得以伸张，但伸张后只剩下空虚，给人“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

　　如果说金庸的小说，写尽了人生的“虚空”两字，是并不过分的。他小说的焦点都是争夺和仇杀，围绕着武林秘笈、金银财宝、名誉权位，一大帮人争个你死我活，但到最后，谁都不是赢家。

　　《白马啸西风》，争夺一张高昌古国迷宫的地图。

　　《鸳鸯刀》，争夺一对刻着“仁者无敌”的利器。

　　《书剑恩仇录》，争夺帝位，满汉两族争得不亦乐乎。

　　《碧血剑》，争夺金蛇秘笈及徐达府的宝藏。

　　《射雕英雄传》，宋金蒙三方逐鹿中原，争夺江山；武林高手云集江湖，争夺《九阴真经》。

　　《神雕侠侣》中争的是情。

　　《连城诀》，争夺连城诀及江陵天宁寺内的金佛宝藏。

　　《雪山飞狐》，争夺天龙门宝刀及冰窟宝藏。

　　《飞狐外传》，田、苗、胡、范四家连环仇杀。

　　《倚天屠龙记》，争夺倚天剑和屠龙刀，蒙汉争霸天下。

　　《天龙八部》，辽、汉、慕容氏争霸中原，萧氏复仇。

　　《笑傲江湖》，争夺辟邪剑谱及五岳盟主之位。

　　《鹿鼎记》，争夺四十二章经内宝藏，汉、满、蒙、藏民族大决战。

　　对一般的人而言，最大的向往是“利”。在金庸作品中，有许多因财宝引起的纠葛和矛盾，尤其是最初的几篇小说中，人物的行动都是围绕着传说中上代遗留下来的巨大宝藏而斗争。后来的几本书，夺宝的情节不再出现，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又出现了争夺满人龙脉宝藏的情节。

　　至于武功秘笈，对于一般人没有什么用，但在武侠世界，则人人都想得到，人人都梦想得到这些秘笈从而一朝称霸武林，号令天下。与秘笈相关的东西是神奇的武器，如刀、剑、匕首之类。《射雕英雄传》是争夺武功秘笈的典型，《倚天屠龙记》是争夺神奇武器的代表作。

　　另外一些人则看重权位。有了权力，就有财富；有了王位，就会有武林高手为他效劳。例如在明教中，一登教主之位，能人之辈，如左右光明使者、四大护法，还有所有邪派黑道高手，从帮主到小喽罗都甘受驱使。所以名位之争，对野心家而言，吸引力最大。

　　金庸的小说，大多涉及到名位的争夺。小规模的，是掌门之争、帮主之争，大规模的当然是所谓正邪两派和武林盟主之争，最大的莫过于江山帝位之争了。不论大规模小规模的争斗，都是异常激烈，血腥味十足。

　　同门相争正宗，《天龙八部》中有东宗之争，《笑傲江湖》华山派有剑宗气宗之争。

　　虽然均为同门，但相争之时也绝不留情，见面即拼，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且都要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谓之“清理门户”。

　　帮主、掌门之争，争斗手段残酷，和与死敌相斗时是不遑多让的。争夺掌门之位，杀戮之狠又以全真派为最。全真派王重阳为祖师，二代掌门马钰，至第三代，人才鼎盛，掌门悬而未决。按理应是尹志平继位，但赵志敬觊觎大位，借着蒙古人的势力，将异己全部清除，斩草除根，残忍之极。

　　丐帮的帮主之争，在几部小说中都有反映。丐帮自洪七公、黄蓉之后，后继无人。

　　霍都王子曾化妆何师我入帮，企图夺取帮主之位，但终于败露。野心家陈友谅也曾挟天子以令诸侯，用人冒充帮主史火龙，最后也失败。

　　教主之争，最深谋远虑的是任我行和东方不败。后者早有不臣之心，前者将计就计。

　　最后二人难免当面一战，结果东方不败身死，而任我行也被刺瞎一目。两人争夺教主之位，祸及下属，非我一派，立遭诛杀，绝无妥协之处，残酷冷血。

　　还有左冷禅、岳不群五岳盟主之争，旷日持久，阴险狡诈，手段狠辣。一个是处心积虑早有野心，蛊惑人众，暗中使坏；一个是假冒为善，见机下手，毫不留情，决不手软，甚至要将别派赶尽杀绝。

　　武林至尊之争也是代代不息的。什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华山比剑，历时二十五年，非要决出个胜负来，以便当上大哥大，号令一统江湖。什么正派、邪教，白道、黑道，总要打个你死我活，杀个天昏地暗，为了所谓武林正统、武功正宗争执不休。

　　更有民族之间的仇杀，江山国土的争夺，更是惨烈非常，生灵涂炭，百姓遭殃，血流天下，延绵数百年而不绝。

　　金庸对于这种种争战的刻画和描绘，表现出他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对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的深刻理解感悟，也反映出他对这一切的批判和厌恶。

　　即使在刀光剑影当中，在生命悬于一系之际，读者也不难体会到金庸对于人类宽厚同情的心灵。看出那种对世俗、对竞争的厌倦和无奈。所以，就有刘正风的“金盆洗手”，宣告退出江湖；江南四友藏身梅庄，与琴棋书画为伴；还有谢逊的自我流放荒岛，誓死不回中原；南帝的佛影青灯，与世无争；……

　　耐人寻味的是，不管怎样的开篇，经过什么历程，金庸作品中主人公的结局大多是归隐。

　　其实，所有的征兆都表明，金庸总归要走到这一步来的。

　　那个古老的中国，似乎是悬在侠客们的那一柄银光闪亮的长剑上，和由这长剑反映日月所摇起的浮光掠影的玄思中。屈身在武侠的历史中，某些人生态度便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到，向现实世界中快乐或痛苦的人们伸展着触须。

　　金庸说，“我觉得人生永远美满的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也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很空虚的。于是我们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国人的悲欢苦乐往往是交织着茫然了。”

　　所以，金庸给了他的人物两种选择，要不就是死，要不就是隐逸，没有第三种选择可作人生的缓冲。

　　多么决绝的态度。

　　从第一部《书剑恩仇录》开始，他的作品就是以悲剧收场的，无论是陈家洛等红花会英雄的抗清大计，还是陈家洛本人的儿女私情，均以悲剧告终。而小说又通过陈家洛的悲剧性格及其具体的爱情悲剧与事业悲剧，揭示了更为深刻的历史悲剧。红花会英雄试图通过换一个汉族皇帝，乃至通过同一皇帝换一套汉族服装，便以为是抗清大计的完成，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本质毫无认识，对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毫无反抗。这就决定了这一干英雄人物的失败及其悲剧结局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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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最辉煌，他不知圆了多少人的英雄梦。几乎金庸笔下所有英雄的影子和美德，在他的身上都能找到。但这样的英雄必须死。他首先不能见容于汉家武林，因为他有契丹血统，他只能在必须杀人或者自杀之中选择一个。

　　世道有时候就是这般不平！

　　人有时候就是那样混账！

　　于是，乔峰一咬银牙，选择了“掌心一翻，把匕首送进了胸膛”这一条路，死在父亲当年被汉家武林无辜相逼而跳崖的附近。他父亲碰巧没有死，活过来了，然而乔峰能吗？当然不能。

　　乔峰的悲剧是那种命运的悲剧，是因自己内心产生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一种无法分别是非，无法分辨善恶的无可奈何的冲突所造成的希腊式的悲剧。（沈君山语）

　　万念俱灰之后，过去的侠士们往往于悲怆中追寻和营造了一个精神家园，那就是隐逸。

　　金庸的作品中明显区分出两大生活方式，便是忙于世与隐于世。在他笔下，年轻的主人公都曾经“有为”过，他们总是在尘世中先忙上好一阵子，到了很后头才找到通往佳境的一条门径。而年高有成之人，已经固定其生活方式，凡事能处得其主，很少受到外界干扰，他们现身的形式，通常是归隐。但这并不是他们的专利，年轻的年老的最终都会殊途同归，这就是造化弄人了。

　　不是吗？《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他的内心总是向往自然、平和与无为的。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被环境、形势所逼，万事之来，往往顺其自然而不愿拂逆旁人之意，往往宁可舍己从人。他之习乾坤大挪移心法是小昭之造成；任明教教主既是迫于形势，亦是杨逍、殷野王等动之以情；与周芷若订婚是奉谢逊之命，不与芷若拜堂又是为赵敏所逼；……若非最后一“死”（没有死成），他会困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网中窒息。这固然也因了他本身性格的不够明朗，不够坚执。

　　其他的顶天立地的英雄又如何呢？且不说郭靖无意于华山论剑，但却成了公认的武林盟主。即便是《侠客行》中那位被叫做“狗杂种”的小叫化，他也万万想不到居然因偶然能得到“玄铁之令”的机缘，随之即有武林怪杰摩天崖谢烟客可供驱策。小叫化没有登堂入室的奢望，甚至大字不识一个。然而后来却又因目不识丁而致心智上的“无著”、“无住”、“无作”、“无愿”，一举破解侠客岛上的《太玄经》，并就此练成神功。他对生活可说是毫无非份之想，一向是无人陪他捉迷藏玩泥沙的，但是却在莫名其妙之中，成了江湖大帮会长乐帮的帮主石破天，身边帮众如云。而且小叫化还未来得及认真去想想“我是谁”时，却又成了大侠石清夫妇的次子石中玉。作为一个一下子是“狗杂种”，一下子是“小叫化”；一下子当了“石破天”，一下子成为“大粽子”；一下子被人称作“史亿刀”，一下子又变成“石中坚”的人，面对或低贱或尊贵的身份，他都不乐于那些阴差阳错的鸿运巧合。然而面对众人异口同声地强加于他的一切，他也只能无可奈何，有口难辩。

　　“对于真的东西，你不能不怀疑，你又不能不信奉，这也许就是离奇古怪的生活对人所进行的异化吧？金庸似乎意在告诉我们，你如果想去适应社会，那么你最好是先去怀疑自己。”（刘新风语）

　　这就是东方神秘思想的启悟吗？武侠们一旦走到了这种境地，冲突或者挫折，斗争或者胜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

　　金庸是希望如此的，在和朋友谈话时他提到：“佛家经常讲‘变’，所谓一刹那，是比一秒钟还要快些，而且是无从度量的，刹那间即是一‘变’，这当然是象征性讲法了。透过了‘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完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出脱于自己的法律，也就是注定会衰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谈成了茫然。”

　　既然造化弄人，茫然无措，因此《碧血剑》里袁承志在历经种种曲折之后，发现了清朝新主皇太极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道德沦丧，穷凶极恶，相反却是精明强干，颇有顺天爱民之识。又见到崇祯皇帝虽刚愎可恶，糊涂可恨，但却也是满腹苦闷两鬓早衰，殊无为人君之乐。反而自己义无反顾支持的李自成，攻陷北京，登上龙位，做了大顺皇帝后，不思进取，狂妄自大，加害功臣，致使根基不稳，龙椅还没坐暖，便被清军所败。

　　赶出北京后，更是兵败如山倒，一发不可收拾。面对此情此景，他不由得心灰意懒，空负安邦之志，遂吟去国之调，远走海外，到荒岛上去创建自己的“桃花源”。

　　《笑傲江湖》实应为“笑傲江湖而不可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实在是一句至理名言。且不说衡山派掌门人刘正风想与日月教中的曲洋长老退出武林，共奏那“笑傲江湖”之曲，反成了他的丧命亡家之因由。他的“笑傲江湖”的梦想，只能是他内心的一种渴望，不可能见容于江湖间的同道，不可能跳出政治斗争的漩涡。日月神教中的江南四友盼望在孤山梅庄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然而却终究无法做到，遂以身殉，其悲可感。即便是令狐冲和任盈盈经历了许多周折，最后终于结成了夫妻，从此息影江湖，恐怕多半是一种“良好的心愿”而已，世上岳不群之流的人物太多，而令狐冲是斗不过他们的，唯有逃逸。

　　只是我们担心，在那种政治斗争、政治体制以及由此组成的“泛政治社会”之中，何能如此天遂人意？而在这种时时处处人人事事皆是政治、斗争、阴谋、迫害的情境之中，他们又能到哪里去寻找过上自由自在，放浪形骸，平和恬淡的生活的干净地方？

　　但是，除了死，就唯有这条路了，金庸只得继续让他的人物退隐下去。在他还未封笔之前，越女阿青为了爱情一隐再隐，留下了一套越女剑法和“西施捧心”这一最美丽、最令人难忘的形象。狄云在经历了不可思议，不可胜数的磨难与欺凌之后，带着初恋情人的遗孤，心灰意懒地来到荒芜人烟的宁静雪谷，和也被别人弃若敝履的水笙一起，开创自己的“理想福地”。杨过在俗世中尽了应尽的义务后，也携着小龙女，到他们曾经憧憬过的天长暖、花长开、叶长绿的地方生儿育女去了。头衔多得不得了的韦小宝，饶是他如何随机应变，滑头无比，忠义不能两全仍然逼得他无所适从，只能横下一条心，弃官退隐，告“老”还乡，从此不知所终……

　　细数一下，我们才惊觉，金庸的十四部作品，占半数之强的结局，都是或暗或明往“归隐”一途走去的。兜兜转转，他还是回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源远流长的最本质的地方来了：从儒到道到佛。

　　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也不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他们必须依附于君权，方始能显示其自身的价值，必须在君王的关照之下，才能汇聚成可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的士大夫集团。这就使得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既不得不参政，又在君王的统治下失去参政前的原初意向。他们只能扮演着上情下达，经邦治世的角色。叵遇明主，他们就做了许多好事；若遇昏君，他们一样遭人诟骂。

　　但实际上，他们与民众又常常是脱节的，难以沟通的，故有“君子”与“小人”之别。这就使得士大夫们即便“身在江湖”，仍然“心在魏阙”。不得起用时，也就只有慷慨悲歌，看破红尘，甚至看破生死，达到某种十分接近宗教意识的通达解脱。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却总是恪守这样一个既定的信条：忠君等于爱国，爱国必须忠君。

　　屈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在他的身上，楚文化原始生命张力与中原文化中儒的宗法思想，十分矛盾地纠葛在一起，而且，往往是前者占了上风。所以，他才不时以香草自喻，而已露才扬己，天马行空，孤芳自赏，“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正因了他的孤傲自许，他那种诗人气质的清高，使他在政治上不可能得意。试问，作为君主的楚怀王何以非要听从下臣的教导呢？屈原所言之“来吾道夫先路”，不是很自负地告诉世人，他比别人，甚至比君王更高明吗？

　　金庸在《鹿鼎记》里也写到韦小宝和康熙的关系，但描写的却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圈或文化性格圈中发生的故事：统治者的儒雅风流与被统治者的鄙陋无文，统治者的伪善守礼与被统治者的赤裸无耻，统治者的虚荣与被统治者的阿谀，乃至统治者的“统治”需要与被统治者的“自我保护”及“寻求倚赖”的需要之间，……显然有一种极为微妙而又隐秘的渠道相通。这二者合而为一，当然就能建功立业，所向披靡。

　　试想想，若是把韦小宝这个角色换成是一个知识分子，还会有这本“传奇的历史”，“历史的传奇”出现吗？因此，屈原只能满怀悲愤自沉汨罗江，而韦小宝得意洋洋地当上了通吃侯。

　　与屈原不同的诸葛亮，则是先“不遇”而隐居卧龙，以后得刘备三顾茅庐出隆中而成大业。“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为人臣之师，万世之表。然而，若是没有刘皇叔之三顾，或出山后未得重用，或重用之后，明主又一时昏聩听信谗言，疏远了孔明，则孔明能“风夜忧叹，恐托付不效”吗？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优点和弱点可见一斑了：知遇之恩是激励进取，鼓舞奋进的最大精神动力。

　　金庸从“正义之侠——大侠——中侠——小侠——无侠”写到“反侠”，从“江山”

　　写到“江湖”，就是想摆脱传统知识分子的窠穴，而还原人的本真。

　　屈原式的知识分子代代都有，但变肉体的“自天”为精神的“天放”也逐渐流行起来。

　　天然放浪，远离尘俗，陶渊明最有代表性。当他意识到“误落尘网”后，便掉转头来，“守拙归园田。”在家乡，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毕竟家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且还常携带僮仆游山玩水，酒足饭饱，比起一般农民樵夫不知强了多少倍。所以诵诗作画，抚琴对奕，不脱文人之雅兴。

　　但他既自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却又问何时显“金刚怒目”相呢？毕竟心中念着的还是“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而后来的苏东坡，同样也是个十分矛盾的具有双重性格的文人。他既钦慕屈子、孔明、陆蛰等经世济时之风云人物，又酷爱陶潜、谢灵运、王维这样的避世高人，追求禅理之精妙，欣赏隐士之逸趣。故而一时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显露出正宗的儒家风范；一时又有感于“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发出了“吾生寄如耳”之类低沉的咏叹。后世文人，大抵都有着这样的作风心态。

　　就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不管是“一朝看遍长安花”的得意者，还是“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失意者，都曾有过在进取与隐逸中选择自身价值的痛苦磨炼和抉断，有时还是反反复复的。一方面，儒的“正雅”，包括宗法秩序，一统思想，大济苍生等等，在历史的沉积层中已根深叶茂，且又富有人情味和责任感；另方面，庄与禅的变通、圆融，又是他们逃避精神烦恼，摆脱内外交困之心灵压力的唯一出路。

　　所以，“兼济大下”与“独善其身”不仅是互补的，而且是文人心态的矛盾统一的两个方面：如不“独善”就谈不上“兼济”，而无“兼济”则“独善”也不痛快。正所谓“进亦忧，退亦忧”。而一旦想通了，看破了，则进与退原本并无质的差别。按佛家的理解“一切方法由心生，若悟真性，即无所住，无所住心，即是智慧。”这样就“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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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是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

　　稍有一点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小说在中国起源于神话传说、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等等；而在西方，小说则直接源于古希腊的史诗和神话。

　　但不管中西小说的差异如何之大，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起源于神话传说，因而也都具有传奇这一基本特性。

　　然而，小说自近代以来，特别是到了现代，其固有的传奇色彩逐渐丧失殆尽了。

　　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物欲和追逐名利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虚空和情感钝化的时代。

　　所以，里尔克有诗云：

　　我没有情侣，

　　没有房屋，

　　在我活着的地方没有位置，

　　我被捆缚在所有的物上，

　　这些物膨胀着把我吞噬。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麻木、被动地顺应或承受，这无可厚非，当然，你也可以不甘示弱，不甘奴化，在艺术中再寻找一种支撑与力量，以作对现世的抗拒和否定。

　　已经有人这样做。

　　越来越多的人将这样做。

　　这样的智慧不一定只属于思想家，在金庸的笔下我们也经常见到这种智者。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所决定，他努力地从民众中汲取着健康的力量；为自己的性情所决定，他又偏爱着一种精神的安宁与充实。

　　流泻在金庸手底笔下的，有不少是具古典色彩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对至美境界的礼赞，对精神自足的追求，极合漂泊四海的中国人的心：不是自欺欺人的粉饰现实，而是返璞归真，在人间寻求真善美，同时也完善自己。

　　世界上是有各种各样的活法的。

　　直面惨淡的人生，是一种活法；

　　走进象牙之塔，是另一种活法。

　　过去的文学作品赋予我们太多的经验和历史，太多的智慧和情感，太多的思虑和忧伤，而今天的文学却缺少了激情与理想，缺少批判与深刻，缺少雄浑与启迪。在经历了种种困惑之后，心灵的思考指向筛滤了一切纷陈繁杂的具体人生后，对生命对自由和自觉的渴望。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走向金庸。

　　于是，在一片世俗的喧嚣中，执意要从文学中寻觅诗意的人们，发现他们还能拥有一片宁静的天地——这里有童话，有童心，有武林掌故，有侠士风度，有古典情怀……

　　金庸把一种倨傲不凡，金玦玉砾的风度与气质，写得入木三分：追求富贵，终达对富贵的超越；追求功名，终达对功名的遗忘；追求显赫，终达对恬谈的退守……萦绕在他笔下纸上的不少都是这般早已失传的儒道风范。

　　真好，尽管少了点关于终极价值的话题，但这儿有着喧嚣攻不破的平和与自在，还有一种陶渊明式的风情。是的，在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之后，这个时代还需要诗意。

　　金庸让许多人寻找到丢失已久的中国魂。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也是读者心目中“中国之魂”的最好的载体。所以，它一发表，便真正确立了金庸武林至尊的地位。

　　它倒不一定是金庸最好的作品，但却是金庸最重要的作品。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别称《大漠英雄传》的时候，曾在台湾受禁，引起众目所瞩。

　　也不仅仅是因为它里面写到的人物有个性，情节很精彩，文字最漂亮。

　　这些当然都是不可或缺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这部作品中充溢着“有所担当，敢于担当”的风骨。

　　铁肩担道义，这是中国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质，也是金庸最心仪的人格理想。

　　他把这种英雄品质和人格理想，借着气势磅礴的《射雕英雄传》，尽情抒发，倾诉无遗。

　　故事由南宋中叶之后的历史为背景，那正好是一个“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时代。

　　由这样的历史舞台烘托出来的武侠小说，除了丧国之耻、乱世之忧，更多的是英雄之举和爱国之心。

　　小说一开章就破题：

　　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晚带鸦。

　　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

　　虽然，民间志士意气风发，时时渴望效命疆场，收复故土，但当权者却持偏安自守的心态，奴颜婢膝事敌。风云儿女只落得义愤填膺，有泪如倾。

　　最后的那首诗云：

　　兵火有余烬，贫村才数家。

　　无人争晚渡，残月下寒沙。

　　哪一个字不撒上了滴滴英雄泪。

　　一部武侠小说借引那么多历史上英风雄烈的文事武功与雄韬伟略，蔚为壮观，看起来是很“出位”的。但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这部《射雕英雄传》格外受欢迎，并从而显出它的意义非凡。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虽然敌国兵事难测，朝廷争斗不已，连岳飞也遭了令天下英雄扼腕的大灾，但江湖草莽中的豪杰依然侠气纵横，龙腾虎跃，为国为民而时刻奔忙。

　　不奢望能建功立业，但不能缺少那同仇敌忾之心，不能不行那驱逐胡虏之事。

　　最难得的是忧国忧民的心怀，大仁大度大勇的胸襟。

　　以天下百姓为念，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孔子当年反复强调的人生坐标，也是中国传统儒家大侠的最高思想境界。《射雕英雄传》从多视角、多层次、多侧面反复渲染了这一点，以其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抒写了真正的英雄侠士的高风亮节。

　　谁配得上称英雄？

　　英雄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成吉思汗当然认为自己是大英雄。

　　他骑着骏马，傲目四顾，踌躇意满之心顿生，不由得就向郭靖夸口：

　　“靖儿，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自国土中心达于诸方极边之地，东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

　　但郭靖却不以为然，朗声道：

　　“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下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

　　因为郭靖心目中的英雄跟成吉思汗心目中的英雄是大相径庭的。郭靖的英雄概念是：

　　“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未必算是英雄。”

　　成吉思汗一生自负，但此时也被郭靖的“英雄概念”弄得难以辩驳，回首前瞻，勒马环顾，不禁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

　　作品在结尾中写到：

　　“当晚成吉思汗崩于金帐之中，临死之际，口里喃喃念着：英雄，英雄……，想是心中一直琢磨着郭靖的那番言语。”

　　这当然是金庸的想当然矣，你可以把它看作纯是小说家之言。“只识弯弓射大雕”

　　的成吉思汗，会不会那么多愁善感，那真是天晓得了。

　　不过，我们倒是可以从中窥见金庸的历史观与英雄观。

　　除了成吉思汗之外，江湖上的一流高手铁掌水上漂裘千仞也是被“英雄”一词以及词中之义逼得无地自容的人。

　　不过，这一次点醒他的是另一个大仁大勇的人——洪七公。

　　洪七公是当时与东邪、西毒、南帝齐名的北丐，他们武功超群，在江湖上名堂响当当。但东邪黄药师行为怪僻，虽然出自愤世嫉俗，心中实有难言之痛，但自行其是，从来不为人着想，人所不取。西毒欧阳锋作恶多端，邪魔外道，那是人神共厌。南帝段皇爷慈和宽厚，若是君临一方，原可造福百姓，但他为了一己小小恩怨，就此遁世隐居，亦算不得大仁大勇之人。只有北丐洪七公带领丐帮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才是当今武林的第一人。

　　是以当这位武林第一人去训斥裘千仞，裘千仞才会如醍醐灌顶，羞愧莫名，恨不得一死了之。

　　洪七公又道：“裘千仞，你铁掌帮上任帮主上官剑南何等英雄，一生尽忠报国，死而后已。你师父又何尝不是一条铁铮铮的好汉子？你接你师父当了帮主，却去与金人勾结，通敌卖国，死了有何面目去见上官帮主和你师父？你上得华山来，妄想争那武功天下第一的荣号，莫说你武功未必能独魁群雄，纵然是当世无敌，天下英雄能服你这卖国奸徒么？”

　　这番话只把裘千仞听得如痴如呆，数十年来往事，一一涌上心头。想起师父素日的教诲，后来接任铁掌帮帮主，师父在病榻上传授帮规遗训，谆谆告诫该当如何爱国爱民，哪知自己年岁渐长，武功渐强，越来越与本帮当日忠义报国，杀敌御侮的宗旨相违。陷溺渐深，帮众流品日滥，忠义之辈洁身引去，奸恶之徒蠡聚群集，竟把大好一个铁掌帮变成了藏污纳垢，为非作歹的盗窟邪薮。一抬头，只见明月在天，低下头来，见洪七公一对眸子凛然生威的盯住自己，猛然间天良发现，但觉一生行事，无一而非伤天害理，不禁全身冷汗如雨，叹道：“洪七公，你教训得是。”转过身来，纵身便往崖下跳去。

　　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么容易当的，威武骁勇如成吉思汗，依然为人诟病；武功高强如裘千仞，甚至连革心洗面的机会都难寻。

　　真正的英雄又是不那么难当的，只要你有一颗爱国爱民之心，一生行侠仗义，勉力为之，即使暂时正不压邪，人们也会给你竖起大拇指，谓：真大英雄也。

　　这看似矛盾而悖理的结论，正是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给人最大的启思。

　　《射雕英雄传》的整个故事架构根本就是“华山论剑更论英雄”。

　　大漠只不过是虚写，华山才是实写。

　　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老顽童，全真七子，江南七怪，黑风双煞，以及东邪门人，渔樵耕读，还有这个帮，那个帮，一干人等，或正或邪，或善或恶，或痴或怪，等而下之，全是为了华山论剑而聚到一起。不是冤家不聚头也好，英雄惜英雄也好，最后的歌与叹笑与哭都凝结在华山之巅。

　　华山在五岳中称为西岳。天下名山之中，数它最为奇险无比，也数它最多激动人心的故事。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

　　话说一位陈抟老祖，生于唐末，中历梁唐晋汉周五代，每闻换朝改姓，总是愀然不乐，闭门高卧。世间传他一睡经年，其实只是他忧心天下纷扰，百姓受苦，不愿出门，及闻宋太祖登基，却哈哈大笑，欢喜得从驴背上掉下来，说道天下从此太平了。宋太祖果然仁厚爱民，天下百姓确实休养生息了一阵子。

　　华山就是在这时候，成为陈抟老祖与宋太祖两人的赌注。他们两人在赌棋亭上奔棋，宋太祖赌输了，从此华山上的土地就不须缴纳钱粮。本来就是一座名山，现在更为声名大噪，竟成了心忧天下者之所居。

　　但金庸不大喜欢这个故事，他借书中人物之口，批评了陈抟老祖虽是高人，但为忧世而袖手高卧，却并非仁人侠士的行径。

　　所以，他自己另辟躁径，重构了一个充满着侠义之气、豪迈之情的华山故事。

　　这里面，有着高大完美的理想人格的典范：他们是以国家、民族等大义的利益为本位的，他们的事业、目标，正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他们不一定是当世第一高手，但他们的人品气度及言行举止，一定会为天下人钦佩。

　　华山论剑论的不仅是剑，论的还是人品。

　　华山在此其时也，就如一座大熔炉，多少豪杰都从中沥炼。

　　孰优孰劣，孰高孰低，孰先优后劣，孰先低后高，华山之巅一一数分明。

　　始是华山论剑，终还是华山论剑，两回华山论剑，都造就了一批英雄豪杰。但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一回的华山论剑，才是《射雕英雄传》的主要题旨。

　　虽然上一次华山论剑的侠烈肝胆，遗风不绝于缕，但毕竟是“俱往矣，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始自华山论剑第二回合。

　　自古名山出英雄，华山与侠士，在金庸的笔下可谓是相得益彰，相互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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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巧而真，

　　她被称为解语花。

　　西谚说：上帝是公平的。

　　但在杨康、欧阳克等看来，上帝一定是偏心的。不是吗？资质那么鲁钝的郭靖，却偏偏使黄蓉一见钟情而至此不渝。

　　黄蓉是那样的聪明机智，慧心秀口，若论家学教养、武功文才无一不远远超过郭靖，却偏偏对他一往情深。饶是欧阳克在旁边如何风流潇洒，殷勤多情，就是正眼儿也不瞧他一下，让他酸溜溜地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当然，看到末尾，读者也就明白谁是牛粪了。郭靖的人品胸襟，决定了他能拙胜巧，愚胜智，最后终于走上华山论剑的大侠之路。欧阳克算个什么呢？

　　黄蓉之看中郭靖，才是真正的慧眼识英雄。

　　他们的结合，不仅表现了金庸的人格理想，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人的爱情理想。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庸作品中描写到的所有的情侣和夫妻中，郭靖与黄蓉是最幸福，最圆满的一对，堪称天下有情人的典范。相信大部分读者也会祝他们为天造地设的一双。

　　黄蓉因父亲狠责了几句，离家出走扮作假小子，遇到郭靖，自然而然地从友情升华成爱情。据小说中说：

　　初时她……原是将心中对父亲的怨气出在郭靖头上。哪知他浑不在意，言谈投机，一见如故，竟然便解衣赠马，关切备至。她正凄苦寂寞，蒙他如此坦诚相待，自是心中感激，两人结为知交。

　　郭靖初见黄蓉时，并不知道她不是一个“小子”。郭靖生性纯厚，再加上从来没有过比他弱小的朋友，所以，发自内心地愿意保护她，对黄蓉显得照顾有加。而黄蓉对于郭靖，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与父亲以外的男性接触。而且，她立即发现，这个男孩，与父亲大大的不同。父亲虽然很亲切，可以倚靠，可以撒娇，终究还少了点什么。但对着这个郭靖，却可以倾诉心声，可以作朋友作兄长，可以吵架斗嘴，也可以娇嗔依偎，她的少女情怀就这样渐渐苏醒。

　　他们两人一见倾心。黄蓉的高谈阔论，令郭靖这个傻小子大为折服，脸上尽是敬佩之情。这使黄蓉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成就，感到有人欣赏自己，越说越欢喜。而从不太会说话的郭靖，他竟然流畅地说起自己的往事，这在他，一生中恐怕就只有这一次，说得“滔滔不绝”。

　　异性之间，如果互相有向对方倾诉心事的冲动，那多半是喜欢上了。这当中没有理由，没有逻辑。你见了一个女孩或男孩，情不自禁地，就要表达自己，总觉得对方是一个多年的老朋友，是一个可以交心的人，这样的情景也许就叫一见钟情。

　　紧接着，郭靖赠金赠衣，黄蓉更是芳心大动。直至郭靖连自己所骑的宝马都送给了黄蓉，黄蓉就：“心中感激，难以自己，忽然伏在桌上，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

　　两人间的感情至此，已昭然若揭，只差最后的一层没有点破而已。等到黄蓉回复女儿形象，两人在湖中相会，所有的感情都混结为不可言说的男女之爱。金庸将这双小儿女的情状描写得十分简洁而又细腻：

　　黄蓉轻轻靠在他胸前。郭靖只觉一股甜香围住了他的身体，围住了湖水，围住了整个天地，也不知是梅花的清香，还是黄蓉身上发出来的。两人握着手不再说话。

　　黄蓉低声说：“你再体惜我，我可要受不了啦。要是你遇上了危难，难道我独个儿能活着么？”

　　郭靖一闻此言，心中一震，不觉感激、爱慕、狂喜、自怜，诸般激情同时涌向心头。

　　自此以后，郭靖和黄蓉之间的感情，虽然好事多磨，经过了多少波折，但郭靖始终信守着他的诺言，“我不能没有她，蓉儿也不能没有我。”两人的命运性格都由于爱情而有所改变。

　　坚贞不移，善始善终，这对于现代社会中的男女，简直是天方夜谭，但那确实又是我们长久以来所崇尚的理想，所倾慕的典范。

　　还是曾昭旭，在谈完了郭靖的先天理性的可贵后，再谈到了郭黄之间的因缘。他将他们的“相合”，视作“感情的正格”。

　　郭靖代表了纯朴坚实的先天理性，黄蓉则代表了活泼轻柔的生命之流。而如此一个灵慧的生命去和刚毅的郭靖相处，是怎样一种形态呢？我们可以看到，但凡在小事上，郭靖总是笨拙窘困。在生生灭灭，迁流不息的情形下随机应变，以呈露生命姿彩，这本是黄蓉的能耐和本色。但一旦临到大关节，便由郭靖作主，黄蓉从不敢以一言相劝。要知忠义诚信、道德理想这些属于价值层面的判断，原非无善无恶的生命所知，流畅自然的生命，在此时是要谦退守分的。

　　所以，一般读者总是将郭靖黄蓉的结合看成是完美的姻缘，符合人世间的道德律与审美观。

　　但正如有人总嫌郭靖愚笨一样，他们对黄蓉也不太“感冒”。倪匡认为“这样的女人，唯有郭靖这样的笨人，可以终生相对。”又有人说：“做了郭靖妻子后，竟然改变恁大，不仅少了千般玲珑、万般剔透，而且还变得自私自利。”

　　尤其是在对待杨过与小龙女的感情上，黄蓉做了“丑人”，更为不喜欢她的人所诟病。

　　但平心而论，若说到深入民心，在金庸笔下的“红粉佳人”之中，恐怕还得数黄蓉。

　　香港的项庄先生就曾为黄蓉挺身而出：

　　个人一直认为郭靖与黄蓉都是绝代之人，在金庸小说人物中空前绝后。郭靖之所以绝代，并非仅仅为他大仁大义与爱国爱民。大仁大义与爱国爱民的人在历史中了不起，在文学艺术中未必一定动人，更未必绝代。郭靖之绝在一个“真”字，怎么想就怎么做，在俗人眼中幼稚甚至若愚。故此巧如黄蓉，灵如杨过，逸如洪七公，强如成吉思汗，都向他说个服字。

　　黄蓉之所以绝代，同样在一个“真”字，不过她是巧而真，看来就处处用心机，处处占人上风。这样的女子并非不可为妻，而是只有像郭靖那样的人才可以娶之为妻，以大拙对大巧，拙而真就压倒了巧而真。

　　林燕妮小姐则指出倪匡们“太有现实生活代人之感”，才不喜欢黄蓉。她为黄蓉辩护：

　　我爱黄蓉，既因她巧，亦因她真，除了巧和真，她又是个十分有趣的人，男人娶她为妻，包管一辈子不闷。小龙女虽好，不过言语单调，其闷无比，假使我是男人，我会远远地欣赏她，而不会娶她。到底，情深一片是什么东西呀？日日夜夜相对，也得有点生活情趣才成！像黄蓉，那便是多彩多姿，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时，她够聪明跟你一块儿去想；平日无事，她又不会让一天白白地过，逗逗你、撒撒娇、吃吃醋，玩玩煮饭仔，捏个靖哥哥捏个蓉儿，用一千种方法告诉你她爱你、在乎你。我说她才是标准的解语花。

　　情形似乎有点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许多男读者不喜欢她，纯以实际的生活经验为依据。其实，她是曹雪芹用力最多最深的人物。若从美学角度看，无疑是最成功的人物。她所包含的诗意，以及悲剧色彩，超过书中任何一个人。

　　黄蓉是金庸笔下唯一一个从少女写到中年的女性。从一个冰清玉洁，刁钻俏丽的女孩子，忽而成长为子女绕膝，已为人母的妇人。这期间的心理生理变化，是人生中常见的景观，让人感到青春的易逝，时光的锋利。

　　还有什么比一个大美人变成一位老妇人更让人伤感的呢？难怪有一名外国女星因为不愿观众看到她的老态，而在风华正茂的年龄自杀了。

　　将这种成长的痕迹如实地、艺术地加以显现，对于作家的技巧显然是大大的挑战。

　　细细品味《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描写黄蓉的文字，可以说金庸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写出了一种人生的必然，写出了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无法规避的东西。

　　她必须要告别无忧无虑、敢想敢为的年代，她必须要承担妻子、母亲的责任。正如书中说：“小龙女全心全意只深爱杨过，黄蓉的心却分作了两半：一半给了丈夫，一半给了儿女。”

　　在《神雕侠侣》中，黄蓉的母性和妻性都表现得毫无遮挡。对女儿的偏袒、保护，对丈夫的深情、顺从，唯独忘了自己的本性。她将自己生命的意义完全消溶在丈夫、孩子身上了。

　　所以，从对人物的刻画而言，黄蓉是金庸写得最成功的女性。一个女人所具有的女儿性和母性，差不多全都浓缩在这个形象中。至于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他，则是另一回事。

　　说到写少女，尤其是美女，金庸确实有他的绝招与“秘芨”。

　　金庸描述女性之美，有时很有现代意识，如黄蓉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但更多的还是与书中年代相符，颇具古典美，仿若一个个古典美女翩然向我们走来，美不胜收。

　　不妨看看曹雪芹是如何写林黛玉的。他写黛玉同时采用了三个不同的角度：

　　第一个角度，出自贾府众人：

　　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股自然的风流态度，便知他有不治之症。

　　黛玉的风韵神态，光彩照人，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而其赢弱的身体素质，也一望而知。众人眼中的黛玉，确是这样一副模样，不多不少，几笔白描，很是简洁。

　　第二个角度，出自王熙凤：

　　这熙民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儿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

　　脂砚斋对这段描写的评语是：“写阿凤全部传神第一笔也。”王熙凤是贾府中著名的凤辣子，能干泼辣，本身也是美人一个。从她嘴里能说出“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儿”，这么高的评价，黛玉风姿可知。

　　第三个角度，出自宝玉：

　　宝玉早已看见了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妙。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看罢，笑道：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贾宝玉是个重精神、轻物质的情种，他用心灵的慧眼来审视黛玉，看到的便全是内在美。心中一喜，便霎时引为知己。

　　金庸也从多个不同的叙述角度去刻划黄蓉的不同的层次和侧面，从总体轮廓，到外表特征，到精神实质，立体感非常鲜明。

　　相对来说，金庸写女子的美，多用侧面手法，但又不乏主观色凋，夹叙夹议，双管齐下。

　　这就很有《红楼梦》中细致笔调的遗风在了，金庸笔下的女性令人难忘，原因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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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所来径，

　　一切美好的都在烟云间。

　　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是自孩童时起便与读者见面的。

　　这似乎是金庸的专利，三剑侠中，梁羽生和古龙都没有这种习惯。

　　梁羽生的主人公多为英姿勃发的青少年，一出场无论是武功和气派，都是傲视朋侪的，如张丹枫，如段克邪，如凌未风，如金世遗……

　　古龙的主人公更是“泰山顶上一棵松”，我们只知道他们高高在上，却不知道他们的年龄大小，家居何方，师承何人。反正他们一出现就已名震江湖，万众瞩目，只有小鱼儿是个例外。

　　但读金庸的小说，我们却得以参与书中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常常在褪褓时期我们就已结识了他们。从十岁八岁到十七八岁阶段，金庸为他们花费的笔墨最多。

　　这群金庸笔下的宠儿，细数起来，当有郭靖、杨过、张无忌、胡斐、韦小宝、郭襄、张君宝、周芷若、殷离等等。

　　郭靖根本就是从一生下来就跟我们见面的。他的母亲李萍在战场上生下了他，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在大漠中熬了下来。在水草旁用树枝搭了一所茅屋，畜养牲口，又将羊毛纺条织毡，与牧人交换粮食。

　　忽忽数年，他已经六岁了。他母亲依着丈夫的遗言，给他取了郭靖这个名字。他学话甚慢，有点儿呆头呆脑，直到四岁时才会说话，好在筋骨强壮，已能在草原上放牧牛羊。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勤勤恳恳，牲口渐繁，生计也过得好些了，又都学会了蒙古话。

　　只是李萍看着儿子憨钝的样子，常常黯然神伤。

　　但这郭靖却是憨人有憨福，其种种遭遇，可以说是因拙而得福，因朴而得福，简直就是中国版本的“阿甘正传”。

　　江南七怪远赴大漠寻找他，并倾尽心力合力传授他武艺的缘分不消说了，他最大的福分，是认识了黄蓉。别看黄蓉出场时也仅是个初及笄的丫头，但她在书中的重要性，却是谁也比不上的。除了她的聪明机智，更主要的，是作品里的一些“大人物”，都与她有很深的关系，正是由于有她在，才有了这部小说的多姿多彩，热闹非凡。

　　东邪黄药师是她的父亲，南帝一灯大师段智兴是他的救命恩人，北丐洪七公是她的师父，西毒欧阳锋属意她当儿媳妇。除了中神通王重阳因在作品开始时就逝去多年，她无缘结识外，书中的其他重要人物，多少都与她有交情。

　　这么一个小女娃娃，对郭靖的帮助可就太大了。郭靖随洪七公学习阳刚威猛的降龙十八掌，一方面固然他的天份恰恰只能练这种简单而刚猛的武功，可谓是天生有缘而相得益彰，但若没有黄蓉的牵线，则郭靖又哪来这种缘份？

　　在第十二回《亢龙有悔》里，鬼灵精的黄蓉为郭靖演了一场好戏。

　　洪七公好吃，而黄蓉是此道高手，这一老一少在姜庙镇邂逅，黄蓉就凭一道名为“玉笛谁家听落花”的炙牛肉条，和一碗碧绿的清汤中浮着十数颗殷红的樱桃，又飘着七八片粉红色的花瓣，底下衬着嫩笋丁子，泛出荷叶清香的“好逑汤”，诱得洪七公教会了郭靖“降龙十八掌”。三人从此订交，终演成师徒。

　　金庸很注意描写孩提时代的启蒙，那一段童稚无邪的阶段，无论在思想上，体能上皆是最可塑之时，浑如璞玉，纯净无式，可任人雕琢而成理想之模式。可以说，那是关键时刻，向好向恶，往往系之于此。

　　与郭靖的向好相似，杨康的向恶也是从小开始的，外在环境的影响人之一生，杨康的例子可作说明。

　　除童心外，金庸还擅写赤子之心。周伯通之成为“老顽童”，鹤发童颜，行事不知所谓，武功却登峰造极，一一都是拜赤子之心所赐。

　　由童心与赤子之心所引发出的故事，在金庸的笔下真是色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金庸是借对童稚纯朴的无限憧憬，去抗拒、否定成人权术世界中的虚假、伪善与无趣无味吗？

　　看看金庸笔下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腥风血雨，惨烈非常，我们怎能不作如此想？

　　孩子的世界毕竟要干净得多。

　　丰子恺就曾经说：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

　　看看我们周围的孩子吧，他们是那么的热衷于种种大人们觉得可笑和微不足道的游戏。他们把全副精神贯注在这些游戏中，看似徒劳无功，但他们却乐此不疲。兴味浓酣的时候，冷风烈日之下不觉其苦，混然忘却饥渴——这在他们看来，才是微不足道的。

　　试想想，他们为什么对游戏这么热衷？跟农夫的热衷于为收获而耕耘，木匠的热衷于为工钱而操斧，商人的热衷于为财物而买卖，政客的热衷于为权力而奔忙相比，他们的热衷是没有目的，没有所图，没有所为的。他们完全是为游戏而游戏，手段就是目的，不计利害，不分你我。哪像那些大人们，不管进行什么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得益获利。

　　金庸把武林中人的卑鄙龌龊写得真是入木三分，无疑也是为了衬托出童真世界的可爱。

　　那时才六岁，郭靖就凭着一股孩子的天性，救了蒙古勇士哲别。他与哲别根本不认识，只不过见他在战阵中英勇异常，激发了幼小心灵中的一股纯良之气，便想办法去保护他，即使被术赤用马鞭抽得遍体鳞伤，痛彻心肺，宁死也不肯供出哲别的藏身之处。

　　只有心地纯真的孩子才那么容易不计后果地去保护别人罢？他甚至不问那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后来，当桑昆的两头猎豹纵起要咬铁木真的小女儿华筝时，他不顾危险的“着地滚去，抱起了华筝”。事后铁木真问他怎么那么勇敢，他只说了一句：“豺子要吃人的。”

　　多么纯洁而高贵的赤子之心。

　　每一个孩子，在刚刚坠地的时候，对于世间是毫无成见的，及至稍长，宇宙万物在他们看来都是平等的。他们会与狗为友，对猫说故事；他们会想着追星摘月，要唤回飞去的小鸟，要叫醒已死的小鸡。他们不知昼夜，不懂生死，不晓阶级，不问界限，却独有天地之灵气。

　　郭靖就是一个好例子，在大漠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无拘无束，虽然没有文化，缺少灵感，也不懂思辨，但他却有一颗健全而通透的心。那苍苍茫茫不分天地的环境，那辽阔豪迈无遮无盖的氛围，无疑加固了纯良的天性。他后来的大智、大勇、大圣、大贤，跟他在大漠里射雕的经历不无关系。正是他的出生地，教会了他正直勇敢，善良朴实。

　　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与生俱来的刚毅木讷纯厚忠诚的大侠性格真正是得自天然。

　　虽说郭靖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是从书中的第六回才真正开始的，相比之下，在大漠的经历及其“射雕”的壮举，只不过是一个长长的引子，因为即时的郭靖还没有真正独立地走入江湖，还没有真正开始他的英雄人生的经历。——但若没有在大漠生大漠长，在大漠有着哲别这样的老师，并在铁木真及其儿子们同射下一雕之后，他拉满弓弦，一下子就一箭双雕射下了两只，这部小说也许就不会叫《射雕英雄传》或《大漠英雄传》。

　　值得人深思的是，郭靖的憨厚、拙朴在金庸笔下是一以贯之的，这在金庸作品也算是一个例外了，因为金庸是一个求变之心很盛的作家。但写郭靖，是写他一开始是什么样的性格，到底也是什么样的性格，纯是以外在世界走近将就他，而不是让他去俯就客观的世界，而且能逢凶化吉，一帆风顺，最后竟然还成了当世第一大侠。金庸为什么对郭靖如此的一意孤行？

　　孟子说过：“大人者，不失其为赤子之心也。”所谓赤子之心，就是孩子的“原我之心”。这心是从世外带来的，不是经过世间造作后的心。这是提醒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纯洁无瑕，天真烂漫的真心，使他们成人之后，还是用这原来的心去观察世间，矫正世间，不致于盲从于人世的约定俗成，而被世间的罗网所羁绊。所以朱熹对此的注解是：

　　“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

　　我们并不否认金庸是借郭靖这一典型，去完成他的一种心愿，去树立他的人格理想。

　　他是多么希望这尘世间都是这种具有赤子之心的人啊，他的“向佛”其实也是郭靖之后，他最后的坚守。

　　所以，郭靖是惟一的。

　　正如金庸也是惟一的一样。

　　但是，无论怎样说，这是金庸喜欢写儿童，写童心、写赤子之心的重要原因，但应该不是全部的因由。

　　我们不由得想起金庸写于五十年代的一篇散文。他曾经这样说过：

　　“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起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

　　五十年代，金庸才刚到而立之年吧？他已那么深情地想起他的故乡，他的童年。

　　回顾所来径。

　　江南不仅是金庸的出生地和创作的源泉——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就是取材于自己从小听到的乾隆皇帝下河南的故事而写成的，而且还是他的精神家园和精神寄托。这分对家乡缱绻眷恋的情感，这分对童年刻骨铭心的记忆，内化为一种创作的感情张力，外化为文艺创作的动力。

　　这样的事例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少见：

　　福克纳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镇，开拓了属于全人类的神话世界——“约克纳帕塔法世系”。

　　哈代在他家乡英国的威塞克斯小镇，挖掘出带有十八世纪乡村文化色彩的“威塞克斯主题”。

　　萧红即使不能回归故土，心也永远朝向故乡。她在香港病逝前，完成了充满忧伤和温馨回忆的《呼兰河传》。

　　许多许多的作家都曾将其审美视野投向出生地，在那里打一口深井，挖掘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金庸也不例外，他写了那么多的孩子的故事，更是以童年作为昔时故园的一抹表征，而寄寓其怀旧乡思，让人感叹不已。

　　确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继续做的；有很多人，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见到的。于是，在你暂时放下，或者暂时离别的时候，你心中所有的，只是明日又将继续、又将重聚的希望，有时甚至连一丝惆怅也不会感觉到。

　　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

　　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东西，便永远不再回来，譬如我们的童年；有些地方，便长久难以回归，譬如我们的故乡。

　　要是我们明白那么多的成年人爱听《童年》这首歌，也许我们就会明白金庸为什么那么喜欢写孩子，写江南了。

　　郭靖当然不会问“太阳为什么总是下到山的那一边？”也没有人会告诉他“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顶多“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这么孤孤单单的童年。”

　　但金庸在江南过的却是幸福的童年——雄伟的海潮，茫茫苍苍；宽阔的田野，青青翠翠；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富饶的土地，迷人的景色……谁料在轻轻挥一挥衣袖之后，竟成了永不褪色的回忆。

　　他只能把他的童年情结，家国情思，在一本本的小说中汩汩流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