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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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与妓院，

　　是世界上最虚伪的地方。

　　官僚体制的设定，是人类文明的表现。

　　它带来的是秩序是规范，但是，也带来了另一些东西，最明显的就是：虚伪与腐败。

　　人类智慧的创造物走向了人的反面，成为人的桎梏，这是进步的另一面。

　　所以，老庄的哲学崇尚静止。

　　在老子看来，典章、制度之类的设置，引致的是更深刻的混乱，井且激发起人性中邪恶的因素。明智的君主应当无为而治。

　　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说清的难题。

　　我们见到的既定事实是：官僚体制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繁复，已经形成了一个称为之为官场的世界。

　　《鹿鼎记》的场景一直游移在三个地方：官场、江湖、妓院。而其中最着力描写的是官场。官场与妓院虽然一则高贵一则低贱，却同样是极端扭曲人性的场所，有着许多本质上的一致。

　　例如，人的尊严之剥落在妓院与官场是一样的。

　　妓女与嫖客构成了一对相互依存又相互鄙视的关系。他们互相利用，实现自己的欲望，又在道德上互相鄙视。嫖客固然视妓女为下贱，但一般的妓女也很少真正瞧得起嫖客。

　　在官场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如受贿者与行贿者之间。受贿者接受行贿者的物质利益，却在心底瞧不起行贿者的人格；而行贿者所看重的也只不过是受贿者的权力，对于作为一个人的受贿者，则充满了敌意与厌恶。

　　这种建立在纯粹利益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正是妓院与官场的最大特产。

　　为官之道，首先必须学会说谎，学会毫不脸红地拍马屁，还有欺上瞒下等等的一套。

　　韦小宝之所以在康熙跟前混得这么好，与他高超的说谎拍马本领密不可分。而且他的马屁拍得极为巧妙，丝毫不露痕迹。

　　有一次，他莫名其妙地成了杀刺客的英雄。当康熙问他用什么招杀刺客的，他说：

　　“一时之间，我心慌意乱，眼看对付不了，忽然间想起你跟我比武之时，使过记一极妙的招数，将我摔得从头顶飞了过去，好像你说过的是武当派的武功仙鹤梳翎。”

　　还说什么：“师父教的招数，练起来倒头头是道，一跟人真的拚命，哪知道全不管用；反是你的那些招数，突然之间打从心底里冒了上来。皇上，那时候他手掌边缘已打上我背心，我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又怎能去细想用什么招数！”

　　说得康熙龙心大悦。因为，自从“康熙练了武功之后，只与韦小宝假打，总不及真的跟敌人性命相拚那么过瘾。此刻听到韦小宝手刃敌人，所用招数全是从自己这里学去的，自是兴高采烈。心想若是自己出手，定比韦小宝更精彩十倍。”

　　在官场上混，须得花许多时间揣摩上司的内心想法，才能千方百计顺着上司的意思去做，或者替上司将自己不便表达的意见说出来。

　　小说中有一段写到康熙意欲撤藩，召来大臣们垂询，没想到大臣们要么受了吴三桂的好处，要么误会了康熙的意图，滔滔不绝地论证撤藩的不利之处，惹得康熙很不高兴。

　　这时，兵部尚书明珠出来说了一番话，实在是高明之极。

　　“圣上天纵聪明，高瞻远瞩，见事也比臣子们高上百倍，奴才想来想去，撤藩有撤的好处，不撤也有不撤的好处，心中好生委决不下，接连几天睡不着觉。后来忽然想到一件事，登时放心，昨晚就睡得着了。原来奴才心想，皇上思虑周详，算无遗策，满朝奴才们所想到的事情，早已一一都在皇上的预料中。奴才们想到的计策，再高也高不过皇上的指点。奴才只须听皇上的吩咐办事，皇上怎么说，奴才们就死心踏地，勇往直前的去办，最后定然大吉大利，万事如意。

　　圣上明鉴：奴才这不是歌功颂德，的的确确是实情。自从兵部得知三藩有不稳的讯息，奴才日夜担心，思索如何应付，万一要用兵，又如何调兵遣将，方有必胜之道，总是要让主子不操半点心才是。可是想来想去，实在主子太圣明，而奴才们太脓包，我们苦思焦虑而得的方策，万万及不上皇上随随便便的出个主意。圣天子是天上紫薇星下凡，自然不是奴才这种凡夫俗子能及得上的。因此奴才心想，只要皇上吩咐下来，就必定是好的。就算奴才们一时不明白，只要用心干去，到后来终于恍然大悟的。”

　　这篇讲辞当真可列为封建官场上为官之道的经典之作。其中的逻辑在官场上广为运用，总是灵验万分，屡试不爽，无往而不利，至少这样说话不会为自己带来麻烦。所以，聪明如韦小宝一听，都佩服之至，觉得满朝文武，做官的本事谁也及不上明珠。

　　扬州布政司慕大颜又是一种类型的乖觉之人，是典型的官场文人。他一听钦差大人不喜欢和尚，便即引经据典，说了一个诋毁和尚的故事，迎合韦小宝。又以《四相簪花宴》的故事，奉承韦小宝是“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他揣摩到朝廷可能要对吴三桂不利，又从韦小宝的表情看出他讨厌吴三桂，便说：“韦大人是皇上亲手提拔的大臣，乃是圣上心腹之寄，朝廷柱石，国家栋梁。平西王目前虽然官爵高，终究是不能跟韦大人比的。”并考据出韦氏祖上是唐朝的忠武王韦臬，曾大破吐番兵四十八万，威震西隆等等。这个人将学问当作了拍马的武器，很容易讨得上司的欢心。

　　这种拍马方法叫作“贴金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生安白造，硬往上司脸上贴金。神龙教中的胖头陀晋献千年前的石碑也属于此类拍马，愣是编造了一篇千年前的碑文，说那时上天已料到会有洪教主降世，造福于人间，并且寿与天齐，为洪教主的“威仪”寻找历史依据，涂上神秘的色彩。洪教主其实心中明白这完全是杜撰的，却也十分受用。

　　有时候，献殷勤也可以献得十分隐晦，不露声色，上司一时察觉，便心中感激。韦小宝得到康熙的宠爱后，去康亲王府聚会，与人赌博，却总是无缘无故地赢，终于恍然大悟：“为什么要故意输给我？自然因为我在皇上跟前有面子，大家盼我为他们说好话。

　　就算不说好话，至少也不捣他们的蛋。”

　　官场上的面孔都带着面具，所有的言行都出于利益的权衡，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情谊难以滋生和维系。一个诚实的人在官场中遭到的命运，很可能只是倒霉，甚至会掉脑袋。

　　告密、阴谋、算计，这些是封建官场的日常生活。

　　封建官场上滋生的是利欲熏心，是贪婪。拥有权力的人，都想使权力转化成可见的利益，因此，金钱成为攻破权力系统最常见的利器。而一般的为官者，都习惯性地利用自己的位置为自己谋取财富。

　　康熙派索额图与韦小宝去抄鳌拜的家，索额图马上想到：“鳌拜当权多年，家中的金银财宝自是不计其数。皇上派我去抄他的家，那是最大的肥缺。”在抄家过程中，他拼命笼络韦小宝，无非是因为“这小太监朝夕和皇上在一起，只要他能御前替自己说几句好话，便已受益无穷。就算不说好话，只要将皇上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想干什么事，平时多多透露，自己办起事来自然事半功倍，正中皇上的下怀。”

　　于是他与韦小宝结拜成兄弟，还将抄到的几件宝物送给韦小宝。他在鳌拜府中总共搜出二百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一十八两银子，可见鳌拜之贪。至于这些钱如何得来可想而知，但索额图也照贪不误。他对韦小宝说：“这次皇恩浩荡，皇上派了咱哥儿俩这个差使，原是挑咱们发一笔横财来着。”

　　于是，他毫不含糊地在单子上少写了一个“一”字，吞掉了一百万，与韦小宝各得五十万。堵住了韦小宝的嘴不算，他还拿出五万两分给底下人，每个人都有点甜头，谁也没闲话说了。

　　权力生财，就是这么简单。

　　在《鹿鼎记》中，金庸还写出了官场的假公济私，草菅人命，为了面子，为了威权，可以滥杀无辜，也可以对冤屈置如罔闻，一手遮天。

　　金庸算是看透了中国传统官场之真相。更值得称道的是，他揭示以上的种种官场众生相，手法十分高明，不显山不露水，写出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悲哀：所有这些虚伪与残忍，不公与无良在生活中已成为常态，人们不仅熟视无睹，而且认为理所当然。

　　在风趣幽默的笔调中，金庸有着十分严肃而又无奈的叹息，有着十分犀利的观察与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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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异的情节昭示着荒谬的人世，

　　昭示着虚假和阴谋……

　　《鹿鼎记》情节的诡异，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读者读起来，并不觉得怎样奇怪，而觉得处处是在写平常的真实生活。

　　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于平凡中显示不平凡，于日常生活的铺叙中揭示隐藏着的惊心动魄。

　　生活如戏。

　　情节的诡异并不是为了喙头或悬念，而是隐喻着存在的“真相”。

　　这是《鹿鼎记》的又一魅力。

　　真实人的消失了，而假冒的人却堂而皇之地活在世上，这是《鹿鼎记》中描写的人世的诡异。

　　韦小宝在皇宫中杀了太监小桂子，穿了他的衣服冒充他，骗过了那些赌伴，而海老公似乎发觉了破绽，却为了另外的目的，一直不加以揭穿。韦小宝以小桂子的身份生活在皇宫中，没有一个人怀疑，也没有一个人相信小桂子已经死掉。后来，康熙知道了此事，却编一个故事，将此事遮掩过去，人人仍然以为韦小宝就是小桂子。

　　甚至连太后都是假的。毛东珠原是明朝将领的女儿，又是神龙教的教徒，为了得到四十二章经，潜入皇宫，挟持了太后，自己假扮了太后，十几年居然无人发现。而真太后却被匿藏在壁柜中不见天日。

　　假的成真的，真的成了假的。一种荒谬的存在。

　　更触目惊心的是，人们对于假的毫无察觉，显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是何等的脆弱。

　　其实，并没有别人关心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的真与假，你的死与活，都与他们无关。

　　韦小宝用化尸粉“消除”了几个人。

　　这几个人都属冤死，却都成了韦小宝的功劳资本。那些知情的人，为了升官发财，视而不见，或疑而不查；那些不知情的人，只当那些死去的人还活着，或者是真的该死。

　　想一想，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金庸在笑声不断中写出了我们生存的恐怖性：人是多么孤绝的存在，消失是多么容易，无声无息地，而真假又是多么难以捉摸。

　　又有许多窥视的眼睛或陷阱包围着平静如水的生活。有时候，直到临死，你都不明白是谁、是什么害死了你。

　　韦小宝自以为聪明，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天衣无缝，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全在康熙的掌握之中，因为康熙早在他身边安插了耳目。风际中一幅老实巴交的样子，沉默寡言，谁都想不到他会出卖朋友，更想不到他竟是朝廷的奸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想不到的人和事，令小说变得曲折迷离，也令生活本身平添了几分诡异。

　　纯从小说情节而言，《鹿鼎记》的变化莫测，在金庸作品中首屈一指，在武侠小说中也相当突出，引人瞩目。

　　一开始是大盗茅十八被追杀，韦小宝糊糊里糊涂地相救，并要求跟着茅十八上北京城。为什么？一则是怕自己杀了人，会遭到官府追查，二则是抱着好玩的心思，想看茅十八与满州第一武士鳌拜比武。

　　韦小宝就这样踏上了他的历险路程，也是他的无目的人生旅程的开始。

　　韦小宝与茅十八双双被擒，关在海老公的居处，那种阴森森的气氛，配上奇峰突起的情节，令人读来喘不过气。因为偶然的机会，韦小宝杀死了小太监小桂子，自此便在皇宫呆了下去。

　　他与年龄相仿的少年小玄子结成玩伴，却不知小玄子就是当今皇上康熙。这段误打误撞的友情却为韦小宝日后的发达打下了基础。

　　康熙与小宝之间的结交，几乎是官场中唯一的亮色，也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康熙几次都有理由杀掉韦小宝，却始终不曾下手，原因均为了当年打斗中结下的感情。

　　即使在发现韦小宝是天地会香主，而韦小宝又杀死宫庭侍卫外逃时，康熙还派人回处找他，并在给他的圣旨上画了六幅画。

　　第一幅是两个小孩滚在地下扭打。第二幅图画是众小孩捉拿鳌拜，鳌拜扑向康熙，韦小宝刀刺鳌拜。第三幅画着两个小和尚背负一个老和尚飞步奔逃，后面有六七名喇嘛持刀追赶，那是他在清凉寺相救顺治皇的情状。第四幅白衣尼凌空下扑，挺剑行刺康熙，韦小宝挡在他身前，代受了一剑。第五幅画的是韦小宝在慈宁宫寝殿中将假太后踏在地下，从床上扶起真太后。第六幅画的是韦小宝和一个罗刹女子、一个蒙古王子、一个老喇嘛，一齐揪住一个老将军的辫子，说的是韦小宝用计退去吴三桂的三路盟军。

　　而康熙的“密旨”写的是：

　　小桂子，，你到哪里去了？我想念你得紧，你这臭家伙无情无意，可忘了老子吗？

　　你不听我话，不肯去杀你师父，又拐带了建宁公主逃走，，你这不是叫我做你的便宜大舅子吗？不过你功劳很大，对我又忠心，有甚么罪，我都饶了你。……

　　可见康熙还有温厚的一面，也说明了身居高位者的寂寞。

　　将一个民间顽童与一个圣上天子之间的友情写得这样有声有色，在中国小说中，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次。

　　以韦小宝和康熙为轴心展开的情节，不时有自然而奇崛的转折，使得一波未平，又起一波，而且一波比一波神奇，表现出来的现象，令人叹为观止。

　　韦小宝因为杀了鳌拜，引出了他与天地会的关系。而韦小宝还以为天地会的人是鳌拜的同党，要杀他祭拜鳌拜。阴差阳错地，他却当上了天地会的香主，还成了当世第一大英雄陈近南的徒弟。

　　韦小宝的身份被海老公识破，被一掌打出窗外，海老公以为他必死无疑。却不料，韦小宝从鳌拜家中抄得一件护体宝衣穿在身上，只是受了点伤。这一下，韦小宝发现了太后的秘密，也知道了顺治皇帝并没有死去，而是在五台山出家，派了海老公回宫查访董鄂妃的死因。又是因祸得福，韦小宝助假太后杀了海老公，后者不明不白地成了刺客，而韦小宝则成了救太后的功臣。

　　再如敌兵围攻清凉寺，而老皇爷（已改名行痴）不肯逃走，急得韦小宝一干人团团转。最终还是韦小宝急中生智，想出一招，教和尚们扮成围攻的喇嘛，才得以冲下山去。

　　类似的还有与俄国兵作战时想出用水龙攻城，等等，都使情节生色不少。

　　建宁公主作为政治资本远嫁云南，去做吴三桂的儿媳。韦小宝一路护送到云南，本已完事，不想又引出安阜园中的阔割事件。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进入公主的房间，遭到公主的阉割，还指控他非礼，弄得吴氏父子有苦难言。这为建宁公主最终嫁给韦小宝埋下了伏笔。

　　这部小说每每写到几乎无法解脱的绝境时，总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惊喜，不断地吸引着读者。

　　韦小宝在扬州丽春院遇到暗算，撞入死对头桑结、葛尔丹、阿琪的手中，已是死路一条。这小子却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又把乾坤倒转，小说的情节是柳暗花明又一春。韦小宝用挑拨离间、拍马、利诱三种功夫，说得三个死对头相信了他，桑结、葛尔丹还与他拜了兄弟。

　　在辽东荒野，洪教主擒住了韦小宝，意欲杀之。不料情形突变，洪教主的几个手下反叛，与他自相残杀，而教主夫人苏荃则已怀上了小宝的孩子！结果是洪教主惨死，苏荃则跟了韦小宝。

　　结尾处的茅十八闯宫大骂韦小宝，被判死刑。韦小宝用掉包计将他换出，也是惊心动魄。

　　不像有的作家，一部小说常常到结尾便松散无力，底气不足。《鹿鼎记》的情节从头至尾，一直处于某种和谐的张力之中，不时奇峰突起，展转曲折，精彩万分。

　　与精彩的情节相呼应的，是这部小说的人物对话与叙述旁白的妙不可言，令人捧腹之余回味无穷。

　　因为主人公韦小宝是一个油嘴滑舌的小子，拍马说谎是他的看家本领，所以，作者必得熟悉这种语言的内在逻辑与丰富形态，才可能写得如此生动传神。

　　金庸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语言才华，不能不叫人佩服极了，拍案叫绝。历史、现实、虚构、事实、讽刺、怜悯、感慨、思索……多种因素，融合一体，构成了《鹿鼎记》的语言特色。

　　书中佳言妙语唾手可得，不胜枚举。随手捡出两节段落，以窥一斑。请看韦小宝与天地会中的头面人物们的周旋：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都十分气恼。

　　玄贞道人道：“这件事如何办理，大伙儿都听韦香主的指示。”

　　要韦小宝想法子去偷鸡摸狗，混蒙拐骗，他还能拿些主意，现下面临这种大事，要他拿个主意出来，当真是要他的好看，摆明了叫他当场出乖露丑。

　　……猛地想起：“啊约！辣块妈妈，这批王八蛋不怀好意，要我来搞烂木梢。他们想去跟沐王府的人打架，却生怕我师父将来责怪，于是找了我来，要我出头。”

　　他假装低头沉思，过了一会儿，说道：“众位兄长，小弟虽然当了香主，只不过碰巧杀了鳌拜，本事是一点也没有的，计策更加没有。我看还是请玄贞道长出个主意，一定比我高明得多。”他这一招叫作“顺水推舟”，将一根烂木梢向玄贞道人肩头推去。

　　玄贞道人笑了一笑，向樊纲道：“樊二哥的脑筋可比我行得多，你瞧该怎么办？”

　　樊纲是个直性汉子，说道：“我看也没有第二条路好走，咱们就找到姓白的家里，他们要是向徐大哥磕头赔罪，那就万事全休。否则的话，哼哼，说不得，只好先礼后兵。”

　　人人心中想的，其实都是这一句话，只是沐王府在江湖上威名甚盛，又是反清复明的同道，谁也不愿首先将这句话说出口来。樊纲这么一说，几个人都附和道：“对，对！

　　樊三哥的话对极！能够不动武自然最好，否则咱们天地会可也不是好欺的，给人家打成这副样子，难道使罢了不成？”

　　韦小宝向玄贞和另一个汉子道：“你二位认为怎样？”

　　那汉子道：“这叫作逼上梁山，没有法子！咱们确是给赶得绝了。”

　　玄贞却微笑着点了点头，不置可否。

　　韦小宝心想：“你不说话，将来想赖，我偏偏叫你赖不成。”问道：“玄贞道长，你认为樊三哥的主意不大妥当，是不是？”

　　玄贞道：“也不是不妥当，不过大家须得十分郑重，倘若跟沐王府的人动手，第一是败不得，第二是杀不得人。倘若打死了人，那可是一件大事。”樊纲道：“话是这么说，但如徐大哥伤重不治，却又怎样？”玄贞又点了点头。

　　韦小宝道：“请大家商量个法子出来。各位哥哥见识多，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米还多，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还多，想的主意也一定比我好得多。”玄贞向他瞧了一眼，淡淡的道：“韦香主很了不起哪！”韦小宝笑道：“道长你也了不起。”

　　再看金庸笔下历史性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署过程：

　　韦小宝自己名字的三个字是识得的，只不过有时把“章”字看成了“韦”字，“卖”

　　字当作是“宝”字，三个字联在一起就不大弄错了。但说到书写，“小”字勉强还可对付，余下一头一尾两字，那无论如何是写不来的。他生平难得脸红，这时竟然脸上微有朱砂之色，不是含怒，亦非酒意，却是有了三分羞惭。

　　索额图是他知己，便道：“这等合同文字，只须签个花押便可。韦大人胡乱写个‘小’字，就算是签字了。”

　　韦小宝大喜，心想写这个“小”字，我是拿手好戏，当下拿起笔来，左边一个圆团，右边一个圆团，然后中间一条杠子笔直的竖将下来。

　　……中俄之间的第一份条约就此签署完成。

　　前面一段通过对话，将玄贞的工于心计，韦小宝的滑头鬼马，皆肖于纸上。后一段更是以戏谑的文字描述历史，让人喷饭。

　　总的来看，金庸的语言有着一种深刻的距离感，与世界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是一种旁观者的语言。所以，他可以挥洒自如地抒写，抒写着世间的荒谬与哀乐，人生的虚空及无常。

　　从“拔剑四顾心茫然”到“大侠弃剑回故乡”，金庸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古老的中国去，让我们闻到了传统的芬芳，也目睹了传统的腐朽。之后，他从容潇洒地抽身而出，到一个心灵静虚之境，拈花而笑甚至而是与花对笑去了。留下了那几百万字的十四部作品，也留下了一个光怪陆离、令人神往也令人动情的武侠世界，诱惑着每一个爱它的人。

　　让我们感谢金庸的小说吧，感谢为我们带来了这许多阅读的快乐，想象的快乐的金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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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庸一席谈

　　杜南发

　　“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这是倪匡兄在介绍金庸时，最最令人心动的一句话。

　　当然，这句话中的“中国人”有修正为“华人”的必要，但是，这整句话所指出的事实，却是非常明确而真实的。

　　的确，对所有听过金庸这个名字的人士来说，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是一种如雷贯耳，仰之弥高，令人肃然起敬的感觉。

　　然而，对所有认识金庸的人士来说，他这个人所代表的，却是一位才气纵横，见地精辟，令人心折的长者和智者。

　　虽然，许多有关金庸的报道文字，都形容他是一位不苟言笑的严肃人物，有一副不怒自威的颜容，令人望之不禁噤若寒蝉。

　　可是，倪匡兄却说：“金庸本性极活泼，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

　　我所见到的金庸，就正是这么一位持重中不失活泼的金庸。

　　当然，我相信，最大的可能，是因为那天也在场的倪匡兄，所以，那天的金庸，就是那位不时哈哈大笑，“本性极活泼”的金庸，“是老少咸宜的朋友”。

　　那是4月12日，在香港，下午4时30分，我和倪匡兄一同按响了金府的门铃。

　　应门的正是金庸。

　　记得有人曾经这么形容他：“个子中等，大约175厘米左右，年轻时很瘦，后来发胖，如今体重约70公斤。脸型相当罕见，是典型的四方国字脸，很能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威严感。”

　　可是，那天应门的金庸，那国字脸上却布满亲切的笑意，那种返璞归真的感觉，不知怎地立刻令我想起那尊笑意盈盈的弥勒佛！虽然，金庸不是神话人物，而且，他那号称“发胖”的体型，比起弥勒佛的规模，至少还要差了两级以上。

　　不过，佛学实际上的确是金庸这几年来精研的科目，为了要能直接读佛经，他甚至还学习了全世界最复杂的文字：印度梵文！（不过他说所学的只是皮毛中的皮毛，几乎等于不懂。）

　　踏进那大书房暨客厅，但见四壁皆书，走近一瞧，大部分赫然是有关佛学的书籍，各种语文的都有，还有一整套已被他大部读完的《大藏经》！

　　这样一个环境应该是严肃而静穆的，幸好有倪匡兄不绝的笑声，加上东道主的不时击掌应和，相由心生，眼前情景便乍然一变而为如沐春风般的妙趣洋溢。

　　我们的访谈，就是在这样“大家随便聊聊就好了”（金庸语）的轻松气氛中开始的……

　　杜：首先，我想先提出一个大概一般读者都会感兴趣的问题，那就是您当初为什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呢？

　　金：这问题我已经重复了好多次了（不禁笑了起来，倪匡更在一旁哈哈大笑），那时候我的工作和你一样，在做副刊编辑，那副刊需要武侠小说，于是就这样写起来了，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杜：那么后来为什么会停笔不写了？

　　金：我第一部写的是《书剑恩仇录》，还算成功，就一直写下去，写到最后一部《鹿鼎记》，那是在1971、1972年间就写完了，觉得没多大兴趣了，就不写了。

　　杜：大家觉得，您的武侠小说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和中国历史有很密切的结合，为什么您会采取这样的处理手法呢？

　　金：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以中国古代社会为背景，越是真实，读者越会感到兴趣。既然以古代社会为背景，那就不能和历史完全脱节。另一个原因，则是我对中国的历史很有兴趣。

　　杜：那么，您对自己的武侠小说有些什么感想？

　　全：这个问题实在不好谈啦，把自己说得太低，读者可能竟会误以为真，岂不糟糕，哈哈！像在《笑傲江湖》里，有一个苗女问岳不群的夫人剑法是不是很高，她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说相当不错，好像不大客气，说自己很低，对方会误以为真的很低，所以只好一笑不答，哈哈。

　　倪：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毛病，如果是西方人就不同，是不是？记得有个笑话，有个中国人请外国人吃饭，饭后免不了说些今天的菜做得不好，请不要见怪之类的客套话。

　　可那洋厨子在旁一听就火了，他想我今天这几道菜下了好大功夫，煮得那么好，怎么你竟然还说不好！哈哈哈！当然这是整个民族思维观念的问题，如果一个中国人待人处事不谦虚一番的话，整个社会就不会接受他了，对吗？

　　金（点头称是）：对，对，在中国，其实不仅是小说界，像京剧的梅兰芳，他的演技是公认一流的，可是如果你问起他，他一定会说那不行啦之类的谦逊一番。因为如果他真的承认自己是那么好，是一流水准的话，那么，不仅同行受不了，社会也会对他起反感，毕竟中国人认为谦虚是应该的。说老实话，我以为我的武侠小说是第一流的，但说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那就不够资格了，这是真心话。

　　一阵哈哈大笑之后，话题开始从金庸的武侠小说转到中国武侠小说评价的整体问题上来了。

　　杜：那么，你对中国武侠小说，特别是近代这些年来的发展，有些怎样的看法和评价呢？

　　金：关于评价的问题，我看我们暂且不管水准好坏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我认为值得注意的，就是武侠小说是真正的群众小说。不管是左派或右派的文艺观，都有一个共通点，前者说要为工农兵服务，后者也表示文艺应该大众化、普及化。武侠小说在这方面大致上是能达到的。

　　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戏剧也是如此，无论是京剧、越剧、粤剧等等，和西方的歌剧都完全不同。甚至像诗，也是从古诗乐府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新诗才出现完全不同的形式风貌。

　　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像音乐，中国的五声音阶和西洋的七声音阶听起来就完全不同，一听就可以分辨得出来。

　　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

　　杜：您说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那是指在精神方面还是文字形式方面呢？

　　全：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在形式方面，因为精神可以有现代的想法，现代的主题，不过，实际上精神这回事也不容易划分是现代还是古代的。可是形式就不同，中国的艺术有它独特的形式，不论音乐、图画、服装、戏剧、舞蹈，你一看就可以感觉得出来。实际上这是文化上的特色，像日本、印度或其他文化的艺术，你一下就可以分辨得很清楚。

　　特别是有着悠久传统的文化，它的艺术表现一定有其独特的个性。

　　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

　　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似乎出现了一种观念，以为只有外国的形式才是小说，中国的形式不是小说。

　　杜：我觉得，自五四迄今，武侠小说一路来都很受到一般民众的欢迎，甚至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也非常流行。可是，在正式的评价方面，例如一般人编写的文学史或小说史，都很少把武侠小说列入其中，或是给予任何肯定，这是一种很奇怪和矛盾的现象……

　　金：我想这和武侠小本身写得不好也有关，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我想一般知识分子排斥像张恨水那样的章回小说，而把巴金、鲁迅那些小说奉为正统，这个问题主要是基於政治的因素甚於艺术因素。因为这些人都是大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上有地位或影响力，而且整个中国文坛主要也是由这些人组成的。而用中国传统方式来写小说的人，就比较不受整个中国文化界的重视，甚至受到歧视。

　　武侠小说虽然出现的时间不算短，但写得比较好的却还是近代的事。从前的武侠作品虽然多，佳作却少见，像清末的《七侠五义》，已算写得不错的了。当然，要评定一部作品的成就，就不单是形式问题，而涉及内容，如果作品具有文学价值的话，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得到应当的评价和地位。就好像《七侠五义》这部书，鲁迅所写的《中国小说史》也有提到它，《儿女英雄传》也一样，所以这主要要从小说本身的价值来判断。

　　杜：那么，以您的看法，武侠小说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金：我很同意倪匡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就是不管是武侠小说，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来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

　　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他任何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的，也有不少坏的作品。我们不能很笼统地、一概而论地说武侠小说好还是不好，或是说爱情小说好还是不好，只能说某一部小说写得好不好。倪匡那段话的观点很清楚，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和它是不是武侠小说没有关系。问题是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感动人，有没有意义，而不是在于它是不是用武侠的方法来表现。

　　杜：您刚才提到作品是否能感动人是否有意义的问题，那么，您是否认为，这两点就是决定一部作品是否具有价值的条件？

　　金：每个人对文学都有自己的看法，以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文学主要是表达人的感情。文学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如果能够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学。

　　我不赞成用“主题”来评断一部作品。主题的正确与否，并不是文学的功能，如果要表现某一种特定的主题，一篇理论性文章会更好、更直接。

　　杜：那么您认为文学的功能，不是用来说教，用来讲道理的？

　　金：对，我认为文学的功能是用来表达人的感情，至于讲道理，那就应该用议论性的、辩论性的、或政治性的文章，像我在明报上写的社评（贵报南洋商报经常转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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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您刚才提到作品是否能感动人是否有意义的问题，那么，您是否认为，这两点就是决定一部作品是否具有价值的条件？

　　金：每个人对文学都有自己的看法，以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文学主要是表达人的感情。文学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如果能够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学。

　　我不赞成用“主题”来评断一部作品。主题的正确与否，并不是文学的功能，如果要表现某一种特定的主题，一篇理论性文章会更好、更直接。

　　杜：那么您认为文学的功能，不是用来说教，用来讲道理的？

　　金：对，我认为文学的功能是用来表达人的感情，至于讲道理，那就应该用议论性的、辩论性的、或政治性的文章，像我在明报上写的社评（贵报南洋商报经常转载的）。

　　但是，这并不是文学。

　　杜：从这个角度来看，您的武侠小说，主要是要刻画人性在情感上的各种表现？

　　金：对，就是人的个性、人的情感。中国人向来就喜欢说“文以载道”，认为文章的目的，是用来讲道理的。当然用文字来讲道理是可以的，也是极重要的功能，但那并不是文学。

　　杜：我看过一些有关您的评论文章，它们都指出您的作品中，具有很强烈的侠义精神，特别是义气这一方面。

　　金：“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有些文学作品用寓言的方式，讲一匹马或一只狗，用人的感情寄托在他们身上来表现，实际上到底动物的感情如何，我们也不太知道，那些寓言所描写的，是人的感情和个性。

　　文学作品要表现人类哪一种感情都是可以的，很强烈的爱，很强烈的恨。所谓义，或者说是特别的一种情谊，都是属于人的感情。当然，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部分。

　　杜：这种侠义精神，在中国应该是渊源自《史记·刺客列传》那一脉侠义文学的传统吧？

　　金：应该是的，当然侠义也不单单是中国才有，外国也有，不过中国人似乎对这方面特别重视，这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根源。

　　杜：除了中国的侠义文学传统之外，西方文学对您的作品，是否会发生影响呢？

　　金：有的外国小说、电影，特别是外国的动作片，它的侠义精神也是很强烈的。西方很强调动作，类似武侠小说的地方也很多。我们所生活的新加坡和香港，都是东西方交集的社会，不是纯粹东方或西方的社会，耳濡目染之下，当然会受影响了。有些新的中国画和中国音乐，受到西方艺术很大的影响，中国小说也不例外，往往以西方的表现方式来写中国的人与事。我觉得用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方式来写现代的人与事，也未尝不可以试验，像张恨水的小说就很受人欢迎。

　　杜：以您的看法，在现代社会里，武侠小说所具有的，只有纯粹欣赏作用，还是具有其他影响作用呢？

　　金：文学必须有一定的影响和功能，不过，我个人不想把文学当成是一种影响社会的工具。我觉得这些都是副作用，艺术本身还是艺术，它并不是追求什么目的，只是追求一种美感。

　　人的价值观念有许多不同的范畴，科学是追求真实，像牛顿和爱因斯坦，他们所研究的只是真或假，不用去想到它会有什么其他作用或影响，他们不会想到发明这个定律之后会有什么好处或坏处。至于宗教的道德观念，则是在研究善与恶的问题。文学艺术则是侧重于美或不美的追求，至于真假善恶，则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这种讲法会有很多人不赞成，很多文学理论家喜欢把善和美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他们总喜欢谈论某一部小说对人们有什么效果，那首音乐对人们又有什么好处。

　　有个笑话，说音乐可以陶冶性情，（坐在一旁的倪匡又再笑出声来，说乐圣贝多芬可是一个脾气怪得透顶的家伙。）对，贝多芬自己的性情却一点也不好到那里去。哈哈，所以，我觉得听音乐只要觉得好听不好听就可以了，至于听了之后你会变得好一点或坏一点，相信不会是音乐家作曲时想追求的效果。音乐是非常抽象的，一般交响乐究竟是要表现什么，大概连作曲家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偏偏有人一直要去解释，说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是表现人对命运的奋斗、抗争；升C小调钢琴奏鸣曲是表现月光的意境等等。其实它原来未必是那么一回事，都是后人添加上去的。

　　音乐很抽象，人们给它添上各种解释，那也无所谓。小说是具体的文字，人们就很喜欢研究某一部小说对人是有好影响或坏影响，对世道人心有没有贡献。当然，一部作品的影响是有的，不过，作家在写的时候，有的人也许会怀有这个目的，我本人则不大想。我如果想写这些人的话，我只侧重于描写他们的情感、个性，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杜：这么说来，您的小说主要是透过刻画书中人物的个性，去表现和反映人类的情感，希望给读者产生一种真实和切身的感受？

　　金：对的，我只是希望写得真实，写得深刻，把一般人都不太常注意到的情感都发掘出来，表现出来。当然武侠小说主要是幻想的，一般人的生活不会这么紧张和惊险，就像倪匡在科学幻想小说中老是碰见外太空人一样，我们大家都没见过。（笑）

　　杜：也许他那么多小说材料，根本就是外太空人用脑电波传达给他的哩，哈哈。

　　倪：（哈哈大笑）：你又怎么知道我不是外太空人哩！哈哈。

　　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小说一定要好看，不好看的小说有什么用？不管大家说它多好，可是你根本就看不下去，这样的小说又有什么用处？

　　金：我想这是某些文学批评家所造成的风气……

　　杜：对，实际上我想，如果曹雪芹当初会想到他那部当时卖都不一定卖得出去的《红楼梦》竟然现在会这么伟大的话，我想他说什么也写不出这部小说来。

　　金：对，如果作家在动笔之前一心想要写一部伟大的小说的话，他一定写不出来，就算写得出来，也一定不会伟大到哪里去。

　　倪：不过，我觉得中国的传统小说还是好看的居多，像明朝的《警世通言》、《拍案惊奇》等等那几部小说，写得都很好看……

　　金：我想这和文化传统是有关系的，如果你拿给外国人看，他可就觉得没什么看头了，所以这和民族性格大有关系。就像中国的小调，我们觉得悦耳动听，可是外国人听来却觉得简单无聊。像《红楼梦》，外国人看它主要也是基于研究性的，一般的外国人不见得会喜欢看，像那些外国家庭主妇，办公室文员，怎么会去喜欢这样一部男女关系搞都搞不清的翻译小说呢？

　　倪：哈，套用《水浒传》里的一句粗话，就是简直看得“淡出鸟来”，哈哈！因为他们可能看都看不懂，哪能谈什么象征，谈什么意义呢？

　　金：当然，在这一点上我和倪匡是志同道合，不过可不是什么正统的文学观点啦……

　　倪（打着哈哈抢着说）：“嘿，你怎么这么长他人志气？你也可以认为自己是正统，哈哈。”

　　金（笑着说）：对，对，通常正统与否和流行与否有关，一般流行的说法往往就会被推许为正统的……

　　倪：不，不，流行也不一定就是正统呀！其实不过是主张那些观点的人地盘多些吧，一般人的观点不一定和他们一样……

　　（这一番抢白，说得大家点头称是。）

　　金（点着头）：其实，也许持我们这一种观点的人会更多呢……

　　倪（又是一轮快攻）：当然多啦，你不信只要看一看小说的销路好了，对吗？

　　金：今天《明报》上，就有一篇徐速的文章，题目叫《香港文学那里去了》，他们说的文学，就不包括我们这些作品在内。

　　倪：我觉得古龙讲的一句话最好，他说：我们这些人什么文学奖都别指望拿到，不过，我们却可以得到群众奖。群众喜欢我们就好了，教授喜不喜欢我们有什么关系，对吗？

　　杜：可是金庸的小说也大受教授专家的欢迎呀！

　　倪：对啊，所以金庸小说伟大就在这里嘛。上至大学教授、内阁部长，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爱看，可说是真正的雅俗共赏。我觉得写小说能写到雅俗共赏，是最不容易的事了。对吗？正所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要热闹与门道兼具，是最难的了。

　　金：一般文学批评家可是看门道多，看热闹的比较少了。

　　倪：门道？老实讲，那些门道也是文学批评家自己造出来的，像皇帝的新衣一样，每个人都看不到，但都说好。要不然你就是看不懂，是外行，没水准，不是吗？

　　杜：对！就像现在人人爱看金庸的武侠，而且人人赞好，结果谁也不敢说金庸写得不好了，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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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开玩笑地说）：这就是造成一股声势的好处啦，哈哈。

　　杜：这么说来，您的文学观念倒是蛮“正统”的嘛？

　　金：嗯，其实我的观点是群众观点。我觉得，就借“要为工农兵服务”的说法来说吧，像诺贝尔文学奖那样的作品，工农兵怎么会看得懂？就以刚去世的茅盾来说，你把他的《子夜》和一部武侠小说一同拿给工农兵看，你想他们会接受那一种？他们一定会喜欢看武侠小说。《子夜》那类的作品写得自然很好，虽然说是要为群众或工农兵服务，可是究竟有几个工农兵真的会喜欢看它？这是不无疑问的。

　　杜：从这个角度来看，一般文学史至少在这方面，似乎应该有重新评估和纠正的必要了？

　　金：这要看哪一方面而定，在反映社会背景或写作的深度而言，《子夜》在反映旧上海社会某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方面，当然有它的功能，至少可以记录当时的社会实况，或甚至所谓可以为革命服务之类，这一点当然是武侠小说所没有的。

　　倪：其实我觉得就算要表达一种很正确、很严肃的主题，我们也可以用很好看很引人入胜的手法来写，效果不是更好？干么一定要写得那么神圣不可侵犯而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不过，老实说，《子夜》在这当中还算是写得好的了，有些更是简直叫人看不下去。

　　（这段话看似“强词夺理”，其实别有一番“反潮流”的大道理在其中，听得大家大点其头。）

　　金：当然从一定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学作品的确是有它的长处和价值，不过，如果口口声声说它是要为群众服务，可是群众到底是否看得懂，却大有疑问。这样的矛盾有什么意思？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当然可以欣赏，可是工农兵绝对不能欣赏。那么，您是不是认为一部作品最重要的应该能够尽量让大多数人接受呢？

　　倪匡刚才那个说法的确是偏激一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分成几个部分来谈。我觉得任何东西，包括文学在内，总得要有些是高级的，一些中级的，一些是普通的。就像汽车，无论是劳斯莱斯或是普通的小轿车，都应该制造，因为各有喜欢它们、用得起它们的人在使用它。又好像手表，有人专戴名贵的，可是绝大多数人还是戴那些普通的手表一样。小说也是如此，我们这些小说可以说是适应群众需要的。有些学者喜欢去钻牛角尖，我们当然也不会去反对。

　　倪：其实我觉得大多数文学批评家都是和群众脱节的，就像那些影评家一样，他们说好的电影一定不卖座（笑）。也许这是一般知识分子的通病，他们老是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能道人之所不能道，根本就不去留意一下群众的心态和观点。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好的文学批评家和影评家还是有的啦，可惜大多数的这些什么家还是和那些看皇帝的新衣的人一样，哈哈！

　　（又是一阵哄堂，好一阵子方停。）

　　杜：那么以您自己的观点而言，您对小说有些什么基本的要求？

　　金：在第一点上我是和倪匡一样，就是小说一定要好看，因为小说最重要的还是好看。其次，如果一部小说单只是好看，读者看过之后就忘记了，那也没什么意思。如果在人物刻划方面除了好看之外，还能够令读者难忘和感动，印象深刻而鲜明的话，那就是又进一步了。毕竟，小说还是在于反映人生的。

　　杜：反映哪一部分的人生？

　　金：当然人生的各部分都可以，也应该加以反映，不过，我认为归根结底情感还是人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因为小说不是流水帐，不能单纯地把所要描写的人物的一举一动都记下来，小说是要比较精炼一点，所以，应该侧重于人生经验中最重要的情感问题。例如你描写一个学生，你不可能去仔细地记录他上午念英文，然后念数学种琐细的事务，而会去选择在某一段时间里，对他最具冲击力的一件事来刻画和描写，这才是小说。

　　杜：近年来，由于视听式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普遍和越来越受欢迎，例如在新马一带，电视连续剧便是最受群众欢迎的娱乐方式。在这种情形下，有人便担心它可能会对小说构成威胁，像夏志清甚至还担心文学将来会被这种视听大众传播体所取代。对这种现象和可能出现的趋势，您有什么看法？

　　金：我的基本观点是，整个世界都是一直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即使将来所有文字都消失了，也不稀奇。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太值得担心的问题。当然，在我们这一代有生之年，小说还是会存在的，至于千百年之后，全世界可能就不再需要文字，那么小说当然可能就不存在了。

　　实际上，小说和电视连续剧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人们也会各有偏好。就短期而言，小说必然还会继续存在，长期而言，如果人类进化到不再需要文字这种表达形式的话，那么小说就不会存在了。甚至像电视连续剧这种表现方式，也会被另一种新形式所取代，这是不足为奇的。

　　就像当年我们在办报纸的时候，美国出现了无线电这种新玩意儿，当时办报的人都很紧张，担心无线电的新闻会取代报章，后来电视又出现，大家就更紧张了。然而，时至今日，报纸还是存在着。当然，如果没有电视，报章的情况会比较好些，至少不会被电视抢去那么多广告。（哄堂大笑）然而，虽然面对这样强的竞争，报纸还是能够存在，因为毕竟各有各的群众基础和特色。

　　我想，小说和连续剧的关系也是一样，虽然目前也许连续剧的观众会比小说多，但小说也不会因此就立刻被淘汰。

　　杜：谈到办报的问题，我想大家都知道，《明报》虽然在销路上不是第一大报，可是，它的素质和水准，大家都公认是一流的，对于这种成就，您个人有些什么感想呢？

　　金：就个人而言，自然是感到相当满意。一般而言，报纸总是分成两个极端，这在英国是特别明显，一种是以质量取胜的，另一种则是流行性强的。当然，从办报者本身的理想而言，总是希望能够办一份比较好的报纸，销售量倒在其次。以《明报》目前的情形来说，我觉得内容还是不够好，还是可以有改善的地方，这是坦白话，绝对不是谦虚之词。

　　杜：这次在台北和一些朋友，特别是沈登恩，大家在谈起《明报》和您的时候，大家都对您这份报纸的水准和素质推崇备至。正由于如此，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和使命感在推动您，使您会办出这样一份高水准的报章呢？

　　金：我个人一离开学校就进入《大公报》。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但销数不算很多）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大公报》服务。但后来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

　　我认为，一个人一生所做的事业，不论大小，总应该能令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

　　当然这是一个目标，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不过总得尽力去做就是了。所以，办报纸也应该办一份最好的报纸。当然这也是每个人的理想，如果你是开计程车，就希望自己能开得最好，朝向最好的目标走。

　　杜：关于这点，刚才您提到舆论，提到理想，提到最好的目标，这使我想到您那有口皆碑的《明报》社评。这里，我想以最简单的方式，请问您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您的社评为什么写得那么好？

　　金（微笑）：这是承蒙大家看得起了。香港是一个政治斗争很尖锐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各种各样的政治都有。就《明报》而言，在别的方面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报章好，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独立的。

　　任何力量想影响我们的话，我们是绝对抗拒的。这种态度和立场，可能读者在短期内注意不到，但长期下来，读者就会了解，我们是真正客观、独立和公正的。这个原则维持了二十多年，可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各种威逼利诱是很大的。当然这也不是因为我是怎么伟大，能够不为威逼利诱所动。只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只要能维持起码的生活就够了，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这样，利诱就容易抗拒了。因为你给我很多钱当然很好，但是我辛辛苦苦搞起来的一番事业就这样卖给人家，就真是太可惜了。就这样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利诱和威逼。

　　杜：听说您最近正专心于潜研佛学，为什么您会对佛学发生兴趣呢？

　　金：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宗教是一种神秘经验，信就信，不信就不信，这不是一种理性的，而是宗教性的。我信佛教，因为我相信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信了。

　　刚才我曾说过，写小说是追求美。我写社评，则是在探讨真与假，理由充足不充足和判断对与错。至于佛学，则是宗教性的范畴，是你信仰不信仰的问题，没什么道理可以讲的。

　　倪：每个人对佛的领悟都是不同的，连释迦牟尼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领悟。

　　金：对，这要看个人的个性和经验而定。

　　杜：我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像您这样在创作和事业上都达臻巅峰状态的“一流高手”，从创作心理而言，内心是否会感觉到特别寂寞呢？

　　金：“一流高手”是绝对谈不上的，这不是谦虚，是自己真正的感觉。“巅峰”这句话是不太适合，也许用在小说还可以，假如巅峰是指今后我自己不再有进步的话（笑）。至于事业和学问，肯定地离巅峰还很远，因为相信《明报》还会有很多进步，我自己也还不断的钻研与学习。至于寂寞感的问题，我觉得，像一般写作人，或宗教信仰不强烈的人，到了一个时候，可能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没有出路，于是便滋生了孤独或寂寞的问题。就我而言，倒没有这种寂寞不寂寞的感觉，因为，我是一个宗教信仰很强的人，我知道做人为了什么，就没寂寞与否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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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以亮　王敬羲　陆离

　　林以亮：宋朝有一个词人柳永。当时流传这么一句话：只要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会唱柳永的词。现在，我们也可以说同样的这么一句话：凡是有华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那么，请问金庸先生，你是怎么开始写武侠小说的？

　　金庸：最初，主要是从小就喜欢看武侠小说。八九岁就在看了。第一部看《荒江女侠》，后来看《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等等。年纪大一点，喜欢看白羽的。

　　后来在新晚报做事，报上需要有篇武侠小说，我试着开始写了一篇，就写下去了。那篇小说叫做《书剑恩仇录》。

　　林以亮：一般写小说、写戏剧，总有两个不同的出发点。有人说，应该先有人物，后有故事。另外也有人说，应该先有故事，然后根据故事，再写人物。那么，请问你写小说的时候，是人物重要呢？还是故事重要呢？

　　金庸：依我自己的经验，第一篇小说我是先写故事的。我在自己家乡从小就听到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故事，关于他其实是汉人，是浙江海宁陈家的子孙之类的传说，这故事写在《书剑恩仇录》中。初次执笔，经验不够啦，根据从小听到的传说来做一个骨干，自然而然就先有一个故事的轮廓。后来写《天龙八部》又不同，那是先构思了几个主要的人物，再把故事配上去。我主要想写乔峰这样一个人物，再写另外一个与乔峰互相对称的段誉，一个刚性，一个柔性，这两个性格相异的男人。

　　王敬羲：最近你在明报连载的《笑傲江湖》，也是先有人物，后有故事吧？

　　金庸：是的，我个人觉得，在小说里面，总是人物比较重要。尤其是我这样每天写一段，一个故事连载数年，情节变化很大，如果在发展故事之前，先把人物的性格想清楚，再每天一段一段的想下去，这样，有时故事在一个月之前和之后，会有很大的改变，倘若故事一路发展下去，觉得与人物的个性相配起来，不大合理，就只好改一改了。我总希望能够把人物的性格写得统一一点，完整一点。故事的作用，主要只在陪衬人物的性格。有时想到一些情节的发展，明明觉得很不错，再想想人物的性格可能配不上去，就只好牺牲这些情节，以免影响了人物个性的完整。

　　林以亮：所以我看你的小说，就有一个印象，觉得你那些小说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你的人物创作，非常成功，很有个性，而故事情节，则随着人物的性格而发展，这样就避免了所谓“庸俗闹剧”的倾向。

　　金庸：你这样说，不敢当了。

　　林以亮：另外我还有一个印象，觉得，你一连几本小说的男主角，都有一个同一的发展原则，即集大成者。譬如《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碧血剑》的袁承志，《射雕英雄传》的郭靖，《神雕侠侣》的杨过，《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以至现在《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他们的武功，都并非从一派而来，他们的师父，总有好几个，意外的机缘，也有很多，然后本身集大成。这算不算是你个人的一种信念呢？

　　金庸：倒不是故意如此，大概只是潜意识地，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吧。又也许因为，一般写武侠小说，总习惯写得很长，而作者又假定读者对于男主角作为一个人的成长，会比较感觉兴趣。如果我们希望男主角的成长过程，多彩多姿，他的武功要是一学就学会，这就未免太简单了。而且，我又觉得，即使是在实际的生活之中，一个人的成长，那过程总是很长的。一个人能够做成功一个男主角，也绝不简单。

　　林以亮：还有一个印象，也许只是我个人的印象，就是你那些武侠小说的男主角，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是人生的成长过程，或是武功的成长过程，发展到最后，每个男主角都总会发展到一个最高的境界。这最高的境界，也许我们可以借用王国维《人间词话》那三种境界的最后一种来说明一下：“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境界，似乎是那男主角自己悟出来的。譬如说扬过，发展到最后，起先是用铁剑，后来是用木剑，最后是根本不用剑。还有张无忌，跟张三丰学太极剑，最后目的竟是要把学来的剑法都忘掉了。师徒两人练剑的时候，张三丰问他：“你忘掉多少啦？”张无忌回答：“忘掉一半啦。”后来又再问，总之是要把剑招全部忘掉。现在《笑傲江湖》的令狐冲，最后“独孤九剑”，也是没有招数的。甚至陈家洛也是看了庄子，而悟出来了一种道理，达到武功的最高境界。这都是不约而同的，有这么一个相同的倾向。关于这点，你私人的看法怎么样？

　　金庸：这大概是有一点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家一般都认为，人生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淡忘，天人合一，人与物，融成一体。所谓“无为而治”其实也是这种理想的境界之一。这是一种很可爱的境界，所以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希望主角的武功也是如此了。

　　王敬羲：你有没有跟一些武术大师商谈过，他们也同意你这样描写么？

　　金庸：我没有跟真正的武术高手正式谈过，但是我想中国高手相互比武的时候，也不一定会想到这一下是什么招，那一下又是什么招，总是自然而然的，到时招数自然就出来了。

　　王敬羲：你在武侠小说里又常常喜欢描写两位高手比武，大家凝住不动，谁也不肯先发招。我看过一部日本武侠片，讲一个高手只有一只眼睛，其中有一个比武场面，也是这样的，这倒是不谋而合哩。

　　金庸：这种情形，在人生里面，也常会出现。譬如两军对垒几个月，谁也不肯先动手。也许在西方的兵法里面，有所谓“先发制人”，但是我国太极拳却有“后发制人”

　　之说，越是后发制人，越占便宜。这是两种不同的哲学。不过如果双方都坚持后发制人，那当然也有问题，这样大家都不发，便可能长期的僵持下去了。

　　林以亮：关于你的个别小说，这里又有几个问题。譬如我看《神雕侠侣》，就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男主角杨过，是个残废，这在普通人看来，会武功的人竟然残废，这简直是不可想像。然后女主角小龙女，又是失贞。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一个女主角失了贞，这同样是不可想象。但是你却能够把一个残废的男主角，一个失贞的女主角，都写成被人同情的，这可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大胆的尝试。这是否也可以算是自己替自己出难题呢？

　　金庸：我当初决定这样写，也许是为了写武侠小说的人很多，已有作品也很多，自己写的时候，最好避免写一些别人已经写过的。一般武侠小说的男女主角差不多总是完美的，所以我就试着写男女主角双方都有缺憾，看看是否可以。另外我还有一个尝试，就是《天龙八部》的乔峰。其他小说男主角的武功都是一步一步练起来的，唯独乔峰却好像天生武功便是这样好。有些读者来信问为什么。我的回答是：求变。就是不想每一部小说男主角的发展过程都是一样。所以关于乔峰的武功来源，也就不讲了，就让他好像生来便是如此。

　　林以亮：还有《倚天屠龙记》，我也有一点感想。譬如本来我们一直以为是反派的赵敏，结果原来是正派的。我们一直以为是正派的周芷若，最后竟又是反派的。这种安排，算不算又是故意自己为自己出难题呢？

　　王敬羲：目前连载的《笑傲江湖》也是。那个君子剑岳不群，起先大家都以为他是个正人君子，后来才发觉他原来是个大坏蛋。这是不是你想通过这样的安排，来表示你对人生的一种看法呢？譬如说，最初大家以为很好的，可能会变得很坏，最初大家都有一个坏印象的，到后来也可能觉得他很好，诸如此类。

　　金庸：是的，不过关于这一点，《倚天屠龙记》与《笑傲江湖》有些不同。《笑傲江湖》与另一个长篇《素心剑》（即《连城诀》）反而有点相像，都是写一个师父本性很坏，不过他掩饰得很好，后来才慢慢显露出本来面目。《倚天屠龙记》我要写的却的确是我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想表达一个主题，说明这世界所谓正的邪的，好的坏的，这些观念，有时很难区分。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好的，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坏的，就一定是坏的。所以在《倚天屠龙记》里我本来写一个魔教，后来却对他们同情起来，而所谓正派的人物，也不一定真的很正派。我想写的跟其他武侠小说有点不同的就是：所谓邪正分明，有时不一定那么容易分。人生之中，好坏也不一定容易分。同时，一个人由于环境的影响，也可以本来是好的，后来慢慢变坏了，譬如周芷若。

　　而赵敏，则是反过来，本来坏的，由于环境，后来却变好了。这跟《笑傲江湖》不同，《笑傲江湖》的君子剑本来就是伪君子，不过他掩饰得很好而已。就是在你的武侠小说里，那些武术派别、武术招式的来源。当你自己设计的时候，也有动作配合没有？抑或只是一种文字上的游戏？譬如“神龙摆尾”这一招，夏济安先生对他的学生说过，拿粉笔向后面一摔，就是“神龙摆尾”。这是说笑话啦。你自己设计的时候又是怎样的贿没有像武侠片那样，也有一个武术指导呢？

　　金庸：关于武术的书籍，我是稍为看过一些。其中有图解，也有文字说明。譬如写到关于拳术的，我也会参考一些有关拳术的书，看看那些动作，自己发挥一下。但这只是少数。大多数小说里面的招式，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在成语里面，或者诗词与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适合的句子来做那招式的名字。有时找不到适合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总之那招式的名字，必须形象化，就可以了。中国武术一般的招式，总是形象化的，就是你根据那名字，可以大致把动作想象出来。

　　林以亮：我还有一个印象。在你的武术小说里面，有好些因素，都是中国的旧小说里面不曾有过的，譬如把现代西方侦探小说的技巧，也运用武侠小说里面去。这里我不妨举一两例。一个是《射雕英雄传》，譬如起先好像东邪下毒手杀人，到头来却是西毒下的毒手，而一路下来，不但郭靖给瞒过了，连读者也是疑信参半，最后才揭晓。第二个例子是周芷若，起先读者都以为她是正派，最后揭晓才知道她是反派。不过关于周芷若你刚才也解释过，那是故意表明环境可以使一个人变好或变坏了。第三个例子就是《笑傲江湖》的聋哑婆婆，起先大家都不知道她是谁，最后揭晓才知道原来是仪琳的母亲。这些，我都觉得你好像是受到了一点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

　　金庸：不错，侦探小说我一向都很喜欢看。侦探小说的悬疑与紧张，在武侠小说里面也是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如果可以加进一点侦探小说的技巧，也许可以更引起读者的兴趣。

　　林以亮：那么现代西方的侦探小说作家中，你最喜欢的是谁？

　　金庸：阿加莎·克里斯蒂，她的小说我差不多全都看过。我觉得她比较智慧，推理很好。你也喜欢她吗？

　　林以亮：克里斯蒂我也很喜欢的。那么法国的侦探小说譬如西梅农的，你也喜欢吗？

　　金庸：法国的侦探小说我看的不多，不过我觉得他们好像很喜欢在侦探小说里面加多一点别的因素，那反而不大像侦探小说了。

　　林以亮：由侦探小说讲起，我想其他文学作品，你平日看过的当然很多啦，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

　　金庸：喜欢的都是与本行有关的，譬如司各特、大仲马。他们在英国文坛、法国文坛，地位都不高，但我个人却最喜欢看这类惊险的，冲突比较强烈的小说。还有史蒂文生，也喜欢的。他们的作风，对我特别有吸引力。

　　林以亮：你受谁的影响最深？

　　王敬羲：当然是集大成者。

　　（众笑）

　　金庸：开玩笑，不敢当啦。

　　林以亮：也许是自己悟出来的。

　　（众大笑）

　　金庸（笑）：这样就不敢讲下去了。其实，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比较好些。不过老朋友一起谈谈，也无所谓。

　　林以亮：刚才你说，看以前的武侠小说，最先看《荒江女侠》、《江湖奇侠传》，后来看白羽，那么还珠楼主呢？你喜欢他吗？

　　全庸：还珠也喜欢的，他的想像力很丰富，不过他的文字我却不大喜欢。

　　王敬羲：是不是还珠受旧小说影响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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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学术界与金庸讨论武侠小说

　　刘晓梅

　　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教授、讲师四十余人和金庸先生谈他的武侠小说面面观。首先由新亚书院院长、著名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轻松的拉开了序幕。

　　金耀基：可惜地方太小，使许多想来参加的朋友没有座位，可见查先生吸引力之大。

　　二十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射雕英雄传》的时候，立刻着了迷，再一看作者姓“金”

　　还是本家，佩服之余立刻去查作者生平，这一查才知道作者不姓“金”姓“查”。查良镛先生的小说恐怕大家不能不承认，是在武侠小说里面开辟了新的面貌，卓然成家。我二十年前看了《射雕英雄传》之后就不敢看了，这原因是怕过分着迷。小说我是不看了，因为它太迷人，但是查先生在报纸上的社论我一定看，短短几百字，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我相信能把中国过去的小说、文学材料，运用得这样自如者，说句广东话，查先生是“有得弹”

　　（没人比得上的意思）。今天很感谢查良镛先生，能接受我们邀请，来做文化的聚谈，我们谢谢他。首先，我们想请查先生谈一谈武侠小说跟文学的关系。

　　金庸：我个人的梦想是将来退休之后到沙田买间小屋，天天到中文大学来旁听，研究学问，今天有机会和各位聚会，极感荣幸愉快。

　　我最早一部《书剑恩仇录》是1955年开始写的。武侠小说是不是文学呢？常常有人提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不论哪一种小说，是不是文学作品，属哪一种类小说，没有多大的关系。也有人问武侠小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现代一般文艺小说，似乎多少受西洋文学的影响，跟中国古典文学反而比较有距离。虽然用的是中文，写的是中国社会，但是他的技巧、思想、用语、习惯，倒是相当西化。现代中国艺术中间，跟中国传统比较接近的，一个是戏曲，还有一个是国画。其他好比小说、新诗、音乐、话剧，电影更是不用讲了，跟西洋艺术形式更接近，与中国传统艺术距离反而比较远。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对于中国人而言，是根深蒂固的。拿我来说，一个地方有世界一流的音乐会，另一个地方是中国京剧、民谣，我觉得听京剧、民谣要更接近自己的兴趣，多半是与传统有关系。

　　武侠小说，一方面形式跟中国的古典章回小说类似，第二它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是，它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是非善恶的观念，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基本想法没有很大改变。因此，如果武侠小说的情节离谱，一般人在观念上就很难接受。

　　高木林（艺术系教授）：现代的武侠小说、武侠电影，跟现代的社会教育之间，应该如何来配合？

　　金庸：我想这个问题很大，对教育问题很多人有很多想法，我仅能讲我自己的看法。

　　我跟电影界朋友很熟，以前我曾在电影界工作过一两年。在香港一般人认为电影是娱乐，不必要有教育加进去，消极的不把人教坏就好。事实上，积极的要把人教好，对这里的电影界来说并非必要。

　　长期来，一直有这样的讨论，艺术该不该为人生服务，文以载道是不是必要，两派的争执总是存在，也难说哪派对哪派不对。

　　我个人认为，文学艺术作品不一定需要跟教育作用连系起来，艺术主要是在美的范畴内，而道德是在善的范畴内，美、善可以统一，也可以不统一，这是永远有争执的。

　　我想这是个人信念的问题，基本上，小说与电影又是大众所接触的，所以，不要故意违反社会公认的道德就好。

　　陈方正（物理教授）：您的小说中，常被传统道德有所质疑，似乎有意无意间对传统道德提出探索。我们读者，多数一半接受西方思想，一半受传统教育影响。您的小说迷人就在这里：表面上是推崇武侠，骨子里令人思考各种价值。例如《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恋爱，例如《天龙八部》中，汉人与契丹人的斗争。这是神来之笔，还是有意安排？

　　金庸：陈教授这个问题，我只能讲讲自己的经验。

　　每部小说我先确定几个主要人物，然后再配上情节。至于对中国传统有疑问的问题，对真理探索的问题，不是我构思的重点。后来发展下去，自己的想法就自然的融了进去。

　　好像我念中国历史和其他书籍，常感到中国古代汉人不论怎样对待异族，正义却永远在汉人这一边，我感觉不太公平，这种想法自然反映到小说上。

　　刚才讲到中国人总有很多基本上的传统想法，但以我多年来在香港对婚姻、爱情。

　　许多事务的看法，都是很现代的。如果说武侠小说纯是反映中国旧社会，譬如着重描写一夫多妻制的话，现代中国人还是不接受的。

　　李杜（哲学教授）：武当派啦，少林派啦，他们的功夫在中国传统上都是了不得的。

　　我看了您的《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等，觉得里面有点意思，好像武当、少林以后都不怎么样了，反倒是波斯之类的异地，另有杰出人才。我猜想，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文化发展到现在，传统的东西遗失掉了，要另外去找，有点否定传统的味道。

　　金庸：有几部小说，我当时的出发点是有否定教条主义的想法，我比较信服理性的思想结构，主要是近代罗素、卡尔·波普等哲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对儒家思想绝对化的反思，这种想法恐怕对近代知识分子来说十分普遍。我想真理本身也有它相对的意义，社会变迁，真理也可能改变。有些事情的道理，千万年不变，我个人绝不相信。事实上，中国思想上的狂热分子很多，不单在政治上，甚至科学上也一样，许多科学理论以哲学观点来批判的话，它也不一定全是对的。

　　我写某几部小说时就想到这个问题。少林派、武当派是对抑或是错，都不一定，可能会根据环境而有所变化。我相信多元主义可能更合理一点，事情不要绝对化。少林、武当并不坏，其他好的东西同样也多得很。

　　乔健（人类学教授）：旧小说里，《七侠五义》、《水浒传》等偏重传统侠义气概，而《封神榜》、《西游记》等又以神怪取胜。您的小说似乎融合两者，而招式、武功远超过其范围，可说悬奇得很。请问这两类旧小说，侠义和神怪，您受那样影响较大？

　　金庸：我想《七侠五义》、《小五义》、《水浒传》是有影响，而较近的武侠小说作家白羽、还珠楼主对我也有影响。还有一个传统来自西方古典书籍，法国大仲马，英国司各特、史蒂文生，在故事结构上对我有影响。

　　至于故事很夸张，则来自近代武侠小说。民国初年到现在，上海及北方有很多武侠小说，虽然比较粗糙，但难免受其影响。

　　反而《西游记》、《封神榜》，相信影响不如近代武侠小说，玄过头了刘述先（哲学教授）：有两个问题。第一：您的小说突破传统，您怎样突破自己？

　　第二：您最得意的作品是那一部？

　　金庸：我喜欢不断的尝试和变化，希望情节不同，人物个性不同，笔法文字不同，设法尝试新的写法，要求不可重复已经写过的小说。我一共写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大致上并不重复，现在变不出新花样了，所以就不写了。

　　我开始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娱乐自己的成分很大，后来一部就写两三年，书中人物天天出现，就像自己的朋友一样。如果时常重复，自己都不想看了，读者也不会被吸引。

　　我比较喜欢最后的一部《鹿鼎记》。书中男主角韦小宝完全是一个叛逆的角色，说谎、整人，唯一会的功夫就是挨打时就逃，谁都没有他溜得快。我的目的是希望写得现实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中国人性格上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有一些自省的意义。我的一些对文学有兴趣的朋友，多数也比较喜欢这一部。

　　胡玲达（教务处雇员）：讲起韦小宝，我真想不出他哪里来那么多花样，是不是您亲身经历？

　　金庸：我没有韦小宝那样本事，韦小宝几秒钟里想出来的花样，我有时要想好几天。

　　张清如（数学系教授）：我看过一百多部武侠小说，但一旦看了您的武侠小说，再看其他的似乎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您刻画心理一波三折的变化，我猜想您不会武功，可是编出来一大堆功夫都合情合理。当然您写的一些太极拳招数，那是现代的太极拳，都搁到五百年前了。而其他招数却也很恰当，您是怎样想出来的，我希望知道。

　　（金耀基院长插语）：张教授是太极拳高手。

　　金庸：很奇怪，有些数学家喜欢看武侠小说，例如陈省身先生、李政道先生。

　　张先生问我是怎样想出来的，只是胡说八道嘛！没什么道理。有些招数凑一些比较好看的名字啦，好像跟诗词有些关连。

　　您批评得很对，太极拳一路发展下来，我把一些招数推回五百年前。事实上五百年前是什么名称，现在可能也不容易知道。

　　刘殿爵（伦敦大学教授、中文系客座教授）：您的文字极好，小说中所用的字几乎一点洋气也没有，在修订本中，有时还刻意把较摩登的语气改过来。您有没有兴趣在这个问题上写些文章？给年轻人一个避免喜用欧化语句的概念。

　　金庸：刘教授这样推许很不敢当，我想武侠小说讲古代的事情，用现在的语句是不适当的。不过事实上不可能完全避免，宋、明人到底怎样讲话，我们无法知道。元朝的白话文我们现在几乎看不懂。我用的是我们想象的古代话，不是古人的古代话。

　　在武侠小说中，我认为叙述和描写部分用现代语法是可以的，如果是人物对话，就会破坏气氛。

　　英国人写历史小说不用古英文而用现代英语，古英文已完全不用。现在中国文字还是很多白话与文言并用，不过古人如果冒出一句：“我有一个问题要跟您研究研究”，这讲法总不太适合。

　　我书中有些描写叙事部分，也是避免用文艺腔，但不是很干净的，我在努力避免。

　　有几部倒是故意不避免，例如《连城诀》与《飞狐外传》。

　　黄维梁（中文系教授）：您的人物多半不一定好就好到底，或是坏也坏到底，不知道您有没有受到英国近代文学批评家Forster（福斯特）的所谓“圆形性格”的影响？

　　还有写法上，譬如张爱玲、白先勇，受《红楼梦》影响很大，您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金庸：倒不是“圆形性格”的理论，主要是人生经验。很多人你很难说他是好是坏，这不像京剧脸谱那样善恶分明。在西洋文学上也早有这样的描写。我个人不太相信所谓文学理论，很抱歉我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不多。

　　至于文字的问题，很难讲受什么书的影响，是自然形成的。譬如我读《资治通鉴》，总是兴味盎然，古文的简洁高雅，其文字之美，一直是我希望学到的。当然还差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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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爱看武侠小说的人，没有不知道金庸的，他一共写过十四部武侠小说。有人说：

　　他运用知识分子的气质，把武侠小说带入一个新境界。他自己却说：写武侠小说是娱乐自己，娱乐大众。

　　从七十年代开始，金庸陆续删改这些作品，有的甚至重写。

　　武侠小说和报纸是查先生的两大兴趣，和他提这两件事，他风趣而健谈。

　　问：您认为理想的武侠小说应该是怎样的？

　　答：这个问题很难答复。我谈的是个人的希望和方向。

　　本来任何小说都是这样，不单是武侠小说。一般西方小说家大概注重三点：一是重心在描写背景，例如汤马士·哈代的小说；二是以情节为主；三是以人物为主。中国古典传统小说大致是以人物为主。例如《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我们看过这类小说很久后，故事也许不大记得清楚了，但是对书中人物，像鲁智深、林黛玉、孙悟空等却印象深刻。

　　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武侠小说的情节都是很离奇的、很长的，要读者把这些情节记得很清楚不大容易。我希望写出的人物能够生动，他们有自己的个性，读者看了印象深刻。同时我构思的时候，亦是以主角为中心，先想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是如何，情节也是配合主角的人性，这个有怎么样的性情，才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

　　另外一点是，当然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问：您很喜欢把历史写在武侠小说中，您是否认为武侠小说不能脱离历史而单独存在？

　　答：我写了十二部长篇，其中有两三部是完全没有历史背景的，像《笑傲江湖》、《连城诀》等等，其他大部分都是有历史背景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时间很长，过去许多朝代的变化不是很大的，而是很缓慢的。一个故事发生在明朝或清朝，只要不与政治牵连在一起，背景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关系不是很重要的。不像西方，十六世纪的事情与十九世纪完全不同。我所用的历史背景并不是重要的部分，因为武侠小说情节离奇，许多事情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有了历史背景，可以增加它的可信度。

　　还有一点，我写的武侠小说有的场面比较大，常有大的战争，这就必须要有所根据。

　　问：刚才您也提到过，您的武侠小说希望能包含一些人生哲理，武盲先生曾在《中国时报·人间》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你也想写武侠小说吗？》，他说武侠小说缺少道德评价，而且商业气息太多。您认为武侠小说是否应该有道德评价，或者应该有趣味性？

　　答：武侠小说的趣味性是很重要的，否则读者不看，它的目的也达不到了。现在台湾或香港的武侠小说大都是在报上连载的，都不是先写好再出版，即使是先写好再出版，也是要争取最大多数的读者。就是其他纯文学作品，像狄更斯的作品，有些在报上连载的也是很着重趣味性的，也要注重读者的反应。娱乐性和吸引力是必要的。

　　关于道德观念这点，作者不一定要宣扬一种道德或不道德，大致上它是反映作者个人对社会的价值观念。书中主角常常要面临许多选择，透过这些选择，作者把他的道德观念传播出来。我想，其他戏剧、电影也是如此，例如剧中主角对于要不要离婚，要不要自首等等，每件事选择的时候，总是代表了编剧或作者的选择。当然如果作者对于当时社会流行的观念不赞同，他也可以作不同的选择。我在《神雕侠侣》中，也提到主角是不是可以和师父恋爱结婚，以当时的社会观念，师生是不可以谈恋爱结婚的，但是现代的观念不同了。

　　在美学上或艺术上的理论有两派长期性的争论，一派是主张文学艺术对社会有责任，一定要表现一种价值观念；另一派认为艺术是纯艺术。社会责任基本上是存在的，但小说在这一点上不像电视广播那么强烈，它印成书可以给人深思熟虑的时间。

　　我个人认为艺术作品基本上是属于美的范畴，科学与真假有关，道德与善恶有关。

　　小说和人的关系很直接，不像音乐或绘画与人的关系是间接的，例如一幅油画或贝多芬的音乐，你很难说它是善的或恶的。但小说中有人物，就有价值观念或道德观念。武侠小说本身是很微妙的，它也是一种大众型的产物，要接触千千万万人，如果故意或不知不觉的传播一种对整个社会善良风俗有害的观念，我希望能够避免。虽然它属于美的范畴，但是事实上它是对人有影响的，因此作者要考虑到武侠小说是有千千万万人读的。

　　另一方面我写的角色也不是好人、坏人相当分明，坏人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这点我是考虑到人生的经验，因为在这个社会上也很难讲谁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坏人，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坏的成分。作者当然希望写人写得真实，读者难免误会，认为作者有时候把坏人写得相当好，是否鼓励坏人。我想作者不是这样认为，他考虑的是真实不真实的问题。他有时反映社会上具体存在的事，并不是说他反映的事就是他赞同的事。

　　问：您的武侠小说编成电影和电视，您认为满意吗？

　　答：我的小说几乎全部拍成电影，电视剧也很多。比较起来，电视比较容易拍些，因为它有的拍几十集或一百集，比较有充分的时间修改，技术上也容易处理些。电影就很困难，因为我的小说很长，他们每次改编成电影，我总劝他们不要全部拍，选其中几段就好了，把它充分发挥。但是编剧、导演似乎不这么想。因为你看一部小说通常都要花好多天的时间，在电影中，一个多钟头就要把它完全表现出来是很难的，只能大致交代故事情节，细腻处根本无法发挥。尤其武侠小说人物很多，光是一个个交代身份，观众都来不及接受。

　　问：现在电视对儿童的传播力很大，很多人也谈到电视暴力的问题。武侠小说改编成电视剧难免也牵涉到这个问题，您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

　　答：不只是电视，武侠小说本身也如此，因为许多人十几岁就开始看武侠小说了。

　　以前有人攻击武侠小说，认为小孩看了会模仿，也上山学道去了。我想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武侠小说来负的（说到这里笑了），一把菜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香港对电影的审查制度是粤语片最严，国语片宽一点，外语片最宽。香港有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是否成立还不知道，他们认为看外国片的人知识程度比较高，看粤语片的人普遍知识程度低。如果电影中有坏事，知识程度高的人可以分辨，给越是分辨能力差的人看的电影审查越要严格一点。我写小说时，只想到小说的读者，电视的编剧应该想到电视对观众的影响。在小说中描述的事在电视中不一定可以演，因为看小说的人至少有阅读的能力，受过一定的教育。如果电视对观众有坏影响。应该由电视负责。因为电视编剧应该考虑到观众中有一部分是没有分辨能力的，打斗应该适可而止。

　　问：许多人都觉得武侠小说中的主角是社会的游离分子，刘若愚先生在《侠》一文中说“侠是天生的，与个人的家世无关”。你认为呢？

　　答：我想社会后天的影响也很大。一个人的个性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天生遗传的，一是受教育、社会和家庭的影响，这两者互为影响，也很难说哪一种比较大。我个人信佛教，佛教认为个人个性决定于“业”，一个人这一生是他前生十代八代累积下来的，一个人的“业”是一生的影响力。人是很复杂的，是各种因素加起来的。

　　“侠”，先天关系很大，后天关系也很大，都有影响。

　　问：台湾大学文学院长侯健先生在《工商时报》上写过《武侠小说论》，当中提到您的小说除了《天龙八部》与《鹿鼎记》以外，都给人“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认为正义固然得以伸张，但伸张后只剩下空虚。您对他的这种说法有什么意见？

　　答：武侠小说中“伸张正义”是必要的，如果正义不伸张，读者觉得不过瘾，道德意味也太差了。武侠小说中的“伸张正义”就好像侦探小说中“破案”一样，这是它的基础。如果单从道德来看，武侠小说应该是比较道德一些的。

　　侯先生提到“惘然”，其实《天龙八部》中也有一些。我觉得人生永远美满的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是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也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很空虚的。

　　问：您觉得中国的武侠小说和西方的侦探小说、警匪小说、剑侠小说有什么异同之处？

　　答：中国的武侠小说比较复杂得多。我看大仲马、史蒂文生这些人的小说，当然本身的故事很完整，但描写的场面不像中国武侠这么大。侦探小说的故事结构更简单，它比较注重情节，对人物性格方面，除了侦探本身可能有些特别性格外，其他人的性格都不很重要。

　　问：假如今天的世界是一篇武侠小说，您的看法如何？请您用武侠小说的观点来看今天的世界。

　　答：武侠小说的世界基本上是很不正常的，不讲法律，完全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生活在武侠世界中，一般人其实是会很痛苦的。就算是侠客或正义之士也要有真本事才行，武功不好就会被打败了（笑）。武侠小说看起来是一个浪漫美丽的世界，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理想的社会。一个只讲暴力，不讲法律的社会当然不可行，那只是一个浪漫的、想象的世界，不能实行的。

　　问：许多人是从看武侠小说开始对文学发生兴趣，进而从事文学创作，也有人从武侠小说得到写作灵感，例如写武侠诗，您对这两类读者有什么忠告？

　　答：第一：武侠小说本身是不是文学，是大可以讨论的问题。我本人认为武侠小说还是娱乐性的，是一种普及大众的文字形式，不能当成是一种纯文学。

　　文学有古典和浪漫两派，浪漫派小说、戏剧和诗总是想象力放纵，喜欢去表现不可能的事，启发人的想象力。有些年轻人从看武侠小说开始学写诗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武侠小说是很浪漫的，描写的是一个和现实社会有距离的世界。如果他对文学的喜爱自武侠小说开始，当然也可以，他至少对浪漫文学很有信心。当然也不能以此为限，要继续发展。

　　通常作家写什么题材大都与他的个性有密切关系，很难说好与不好。如果他喜欢写武侠诗就让他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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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怡真：金庸先生，你用武侠小说这种形式来表达你自己的思想和对世界的看法等等，为什么不用别的形式呢？譬如说一般的小说。

　　金庸：这有原因，我本身从小就喜欢武侠小说，这种武侠小说的形式，可能在今天不能算是很“高级”的文学形式了。常常就有人问起我：为什么不写其他的文艺作品呢？

　　也许我不会写，也写不好，但这些也不是必要的。我曾在一篇小文《一个说故事人的故事》里提到，我不过是一个爱听故事的人，走到前台，自己也说起故事来，幸运地有一些朋友认为说得还可以，看得下去，我也就相当满足了。

　　金恒炜：一般人总会存疑，武侠小说的价值究竟何在？我感觉到金庸先生的小说，融合了中国过去的章回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打斗小说冶于一炉。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武侠小说是不是该有更高一点的评价？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文化在这个花果飘零的时代里，武侠小说是否也有一种传播的功能？

　　全庸：这是这写武侠小说时的一种感想。有人曾经提到：一个优厚的文化常凝聚到小说方面。我也认为大家心目中的“小说”的形式常是西洋的，不是中国的。不过，由中国人来写，写的就应当是中国的事，中国的地方，中国的人物，自然它全是中国的。

　　至于这个形式是否西洋，那也无关宏旨了。

　　我个人以为，武侠小说仍旧是消遣性的娱乐作品。即使是一位大学教授，如果给他一本写得不好的《明太祖传》或唐太宗故事，他还是不要看的。因此问题也在这里了《汉书·艺文志》所云：“虽小道，亦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这里朋友很多，很热情，大家都各有专长，精通一家，成一派之言，对我当然劝勉有加。不过，有时却也使我汗颜。

　　至于另一问题，中国文化藉武侠小说来传播的问题。我想：在传播上受到种种窒碍的情况下，武侠小说呈现了生动的历史面貌，帮上一个小忙，能传播一些文化的讯息，那倒是实在的。至于它能传播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想也不能估价太高吧？在海外华侨地区，他们感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喜欢看点武侠，倒是事实。不管是雅是俗，有一些群众基础是真的，武侠小说是最受人欢迎的一种小说形式。既然它受人欢迎，那么我们就应该重视它，希望藉这个形式表达出一些真实的、正确的社会意义，甚且呈现某种永恒的艺术价值。

　　苏念秋：金庸以及其后的武侠小说作者，将中国传统中武侠小说里的华夏精神，透过某种形式表达出来，不但让中国人自己认识它，而且让全世界的人认识它。这并非是盲目主观地要恢复中国的自信，而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具有这种精神，不过我们目前所表达的只是部分而已。但愿金庸先生及所有的后起之秀能够在文学传统的赓续与延承之中，完全建立中国固有的自信。

　　古龙：在全世界的中国人当中，金庸先生的影响力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无出其右者。

　　他作品中深思熟虑的看法，在中国小说史及思想史上都具重要的地位。五四时代是反传统主义的，我们现在写武侠小说的人却是去认识传统，我希望年轻一代的读者能藉著金庸先生而认识中国的传统。

　　金庸：我想，从认识传统中去坚定中国的精神及信念是我们所应当努力的。

　　谈到武侠小说应有的地位，它只是目前还相当受到欢迎的一种小说形式，同时被大家普遍接受。我们应当充实它，并且加深它的价值。

　　中国传统的小说形式并非只有武侠小说，武侠仅是章回小说的一种。章回小说之外，还有一种短品如《今古奇观》，也是传统的一种文学形式；《聊斋志异》这种短篇小说也是既有的文学形式。

　　传统文学形式现在已被普遍接受，艺术方面，传统的舞蹈、戏剧、乐曲等也被普遍重视。传统仍是中国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部分。五四时代，知识分子认为西洋的小说形式才正统，而非难起章回小说，事实上，章回小说仍受大家普遍喜爱。这说明了传统在一般人心中的地位，这种现象值得每一个人去正视它。

　　罗龙治：我十分赞同金庸先生的看法。清朝末年的情况使中国人感觉到一切都不如人，那个感觉是不对的。五四以后，大家模仿西方，固然中国传统中有某些部分不好的，需要改变，但是西洋那套也不是我们需要的啊！文学形式亦然。到底大众需要怎样一种形式的文学呢？无可否认的，传统中的武侠小说是最受欢迎及被普遍接受的。我想，一百年、两百年之后，美国人最喜欢的仍是西部武打，而中国人最喜欢的仍将是武侠。

　　金恒炜：中国文学的发展模式，一般艺术都起自民间，然后经过文人的手，把它变成艺术品，但也因为如此，它开始慢慢僵化。武侠小说从平民出身，但写武侠小说的人仍旧回归到平民，它不会变成贵族文学，而永远活跃在民间。这是武侠小说最优越的一点。

　　金庸：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武侠小说学术化了，那武侠小说也就失去它的价值了。武侠小说普遍受欢迎的因素，是因为它具有传统的小说形式，内容也是传统的，它的道德观与一般人的道德观也趋于一致。西洋的小说虽然在文学上有其地位，但它描述的内容、表达的观念却不能很适切地为中国人所接受，即使是留学国外多年甚或居住国外的人也无法完全接受。这不是拿武侠小说与西洋小说来比较好坏的问题，而是生活上、道德上、观念上的不同而自然地产生接受上的问题。

　　我最喜欢写的人物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仍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排除万难、继续奋斗的人物。这不是我刻意去这样写，而是我认为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正是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当然，其他的小说也可以表达这种形象、这种精神，但无可否认的的，武侠小说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

　　金恒炜：西洋小说里，“冲突”是被描写得最多的部分，在武侠小说里，冲突也是非常的强烈，请问金庸先生，在您的小说里是不是也喜欢把主角安排在这样的冲突情况下？

　　金庸：武侠小说基本上就是描写冲突的，像两种力量的冲突，两种观念的冲突，或是命运与人之间的冲突。“误会”也是一种冲突。人类社会基本上是充满冲突的，许多小说、戏剧也描写它，武侠小说只是更适合描写冲突罢了。

　　陈晓林：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固然描写了人的贪婪，人的进取，人在冲突之下的争斗，但我更发觉到在这之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我们中国农业社会中普遍地存在着的宽容的德性，这也是我十分激赏的一点。在现实生活上的许多方面，它都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启示。我个人认为，这些年来在国内成功的作品之所以能吸引大家注意，大多是因为它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之所以成功，必然是具有永恒不变的因素，也具有环境上的因素，尤其是前者。永恒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金庸先生对真理的追寻，对正义的坚持，是让人深为敬佩的。这也就是金庸之所以为金庸之处。

　　金恒炜：金庸先生小说中最令人感动的是他的大气魄，同时，他下笔之时带着对人类的同情。譬如说有些人物，他在小说里是个坏人，可是我们看起来又觉得他是非常可爱的，令人心灵颤动的。作为一个文学家，我认为应该有像他这样宽厚同情的心灵，这样下笔才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

　　全庸：“宽容”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精神，也是民族的必要条件。刚才谈到宽容，我的《倚天屠龙记》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表现这种精神，其他的作品中，我也有意无意地表现这点。

　　古龙：武侠小说有一点不易为人公认，甚至武侠小说的作者也鲜少意识到的，那就是武侠小说可以融合各种小说类型及小说写作技巧。譬如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就极富历史背景，这点甚至不让别的杰出的历史小说专美。在《雪山飞狐》这部小说里，金庸用了“罗生门”式以及其他方式的推理小说技巧，也突出于一般的推理小说。写情方面，他写小龙女与杨过的感情，也比一般的爱情小说更打动人心。

　　金恒炜：刚才金庸先生说不会写文艺小说，但是我看过您所写的一篇短文，说道：

　　“侦探小说写得好的话，写武侠小说也一定写得好，因为文学的原理是一样的。”由这句话看来，如果金庸先生写文艺小说的话，我相信一定也是成功的。

　　对文学的评价，虽难免有些主观，但是作品好坏，仍然是可以公断的，对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希望后来的人，都能越来越重视，同时也希望在金庸之后，真正能经由读者的期勉与写作者的努力，创造出武侠的新天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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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春

　　电影高远，霞光万丈，昨日薄暮时分，大侠金庸翩翩又临宝岛。喜爱金庸小说的旧友和知音，特别趁机和他相聚晤谈。初秋夜凉，灯影曳曳，颇有几分西窗剪烛的意趣。

　　一年不见，大侠风采依旧，健谈依旧。满座佳朋，话题却总环绕着他，因为总也出不了他的多才、多识和多学。

　　话题先从他去年看的一出戏说起。因着那出戏的的谈兴，倒引伸出一个大家都很好奇的问题；“同样是对古代社会的部分反映，民间戏曲是否提供了武侠小说某些素材或张本呢？”

　　“武侠小说的创作的确是在试图逼近古代的社会。”金庸先生缓缓说道：“从历史的资料里，我尽可能地把所接触到的生活层面包括进去，其中也许还包括文人们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情怀，这是就生活面而言。然而就艺术的造型来说，传统的戏曲和现在的小说中间就差异显然了。”

　　“京剧是世界上最丰富亦最艰难的舞台艺术。在表现的技巧上，有歌唱，有说白，还有武功和杂技——当然这已经是十分粗略的说法了。举目世界，没有其他的舞台艺术能够如此面面俱到，歌剧的女高音常是体态臃肿的胖子；芭蕾舞星也不会有演唱的禀赋或机缘。然而从发展的形式上看，京剧可能有某一方面的缺憾，却正是和小说难以契合的地方。”说着，他赫然一笑，像是为什么而抱歉着了：“在过去，舞台的照明设备不健全，音响效果也未必好，脸谱便往往成为人物造型上最重要的条件。演员一登台，善恶分晓、忠奸毕露——而且往往很难将人比较复杂的个性呈现出来，仅止于典型式的划分。这对反映人生来说，是比较粗糙的。一般说来，京剧或者其他的民间戏曲的目的，也未必是在通过一个戏剧化的故事来表现人生，或许它的重心在于歌舞与表演艺术本身的成就。小说则不然了。但是我仍然要强调：从民间艺术中即使未曾直接吸取些什么，间接的启发和影响于我而言却是难免的。”

　　金庸先生的一番见解便是如此谨慎温婉地娓娓道来，即使在论断时也一样：“中国的艺术大约都是互通的。有很多国画大师喜欢去看京剧，他们能从舞蹈之中捉摸作画的灵感，那也许是一根线条，或者一个笼统的轮廓，但是‘美’的印象是鲜明而且流通的。

　　在我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时也有类似的体悟，就拿武功来说，当它臻于化境，便自然成为一种艺术了，所以我曾用书画之道解释一些招式，也是不足为奇的事。”

　　“喜欢把一切事物圆融浑化，这是中国人的民族性罢？甚至将人生哲学也纳入艺术或武技之中，这是非常独特的解释。”

　　谈到人性以及民族性，金庸先生神色一振，叙说起他的作品《鹿鼎记》，和它的主人公韦小宝。

　　“写作这部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所强调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的意念在中国的确相当悠久而旦普遍，但是却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有时走访国外，我也常发现，几乎每个地方的人民都有他们精神胜利的方式。所以我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索中国人所特有的一面性格。”

　　“在传统的说法里，道德总是被强调着：忠孝仁爱或者礼义廉耻云云。我不想刻意地把善或恶从人性中孤立出来，再用单纯的德国去一一拴套。就事实来说，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有限，中国人一向在艰苦的环境里进行着异常的生存竞争，为了活命和繁衍，会用尽各种可能的手段，而往往是和道德教训相左的。韦小宝这个人物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中国人性格，一方面他重义气——重义气这一点恐怕也跟生存环境的艰苦有关；另一方面，他吃喝嫖赌，时时也玩弄一些阴谋诡计。诸如此类，也算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典型了，他是‘反英雄’的，却也相当真实而普遍。”

　　座中一位人士问起有关小说中所叙述的奇能异才，是否也多因生存环境的艰苦？

　　“我想是的，诚如你所说：雪地里的蜈蚣可以吃吗？在传记小说里曾经出现过这种场面，一方面也反映出生活条件欠缺的土地上，这个古老民族如何奋斗的历程，所以烹饪终于也发展成一门艺术了。”金庸先生说：“于是我们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国人的悲欢苦乐往往是交织着茫然了。”

　　窗外夜风乍起，而那个古老的中国，却仍旧悬着从武侠，从戏曲，从所有即使是浮光掠影如雨的灯花般轻轻摇起的玄思里，逼近了来。置身在历史当中，某些人生态度正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向现实世界中快乐或痛苦的人们伸展着触须了。它能引起多少记忆或影响呢？

　　“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就渐渐不时兴了。现在人何尝有余暇玩这些，落一粒子十几分钟，一盘棋可以下好几天。

　　所以我到日本竟然发现：麻将比围棋更流行！”

　　“但是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沈君山先生曾告诉我：目前的电脑还不能处理围棋中所包涵的广多变数。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过的：人世间变化万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的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

　　他从容地点烟，也不忙着吸，然后长长的一截菸灰滚落。他答复了一些关于个人学佛的问题。

　　“或许就如同文学一样，流派纷纷，有浪漫的，也有古典的，随人的兴趣所近，选择所好。佛学也是如此，具有八万四千法门，因人的个性而可以有不同的研究途径。”

　　“在最基本的理论上，佛家经常讲‘变’，所谓一刹那，是比一秒钟还要快些，而且是无从度量的，刹那间即是一变，这当然是象征性的讲法了。透过‘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圆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出逃于自然的法律，也就注定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

　　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淡成了茫然。”

　　这是东方神秘色彩的画笔么？文学与艺术一旦逼近了这份氤氲，冲突或者挫折或者斗争或者胜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那么东方的悲剧情怀又如何藉着文艺形式加以传递、感染呢？

　　金庸先生从头说起：“简单地说，希腊的古典悲剧总是强调着‘命运’，人受制于它，并与之抗争，然后遭受到永恒的挫败。而在中国或者印度的传统思想中并不是这样，悲剧是由人自己所造成的，根据人的个性而衍发。世事纷坛，人总在面临各式各样的选择，选择也可能是出于误会，但是误会是对是错呢！即使人能了解自己的选择，又能否肯定那了解就是正确的呢？正确就是一定的吗？选择真能归结于命运吗？或者还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里呢？从个性决定的观点，我个人以为是比较落实一些的。”

　　他这时深吸了一口烟，说道：“希腊悲剧似乎总是一连串的惊疑和恐怖，观众可以眼看着剧中人一步一步踏入命运的牢笼，无法解脱。然而东方色彩之下的理念却不是这样简化了的。佛家既说‘无常’，同时也强调‘因缘’。‘因’可以看做是人事上主要的动力；‘缘’即是其间许许多多的附带条件，比方说今夜之会吧！我从香港来，高先生、高太太邀我到这里，——这是‘因’；诸位今晚也都有空过来谈谈——这是‘缘’，因缘定分，所以大家便能相聚了。佛家不谈命运，不谈上帝，积极的地方在于相信某些‘缘’是可以由人为控制的。——这是佛家主张‘有为’的一种见证。”

　　那么，人如何去知道命运，或者知道因和缘呢？人又如何知道何以有为，以及如何有为呢？座中另一位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知识”在佛家的哲学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就涉及到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分歧的一点上了。”金庸先生说：“越谈越玄了，好像？——佛家有两种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只是落脚的层面不同的说法。所谓‘八正道’，也就是八种落实于生活的方式，其中第一条路就是‘正见’：求得正确的知识以及见解。佛家不像基督教，强调人的‘罪’。却认为人所犯的错误不过是出于‘无明’而已，人因为不能求得正确的见解，所以会犯错。但是另一方面，佛家又要人祛除‘所知障’。当人生在世数十年，接受各式各样的见解和经验之后，总会有所执着和坚持。

　　如果人想得到最后的真理，势必须要抛弃所有的成见，那时知识可能只是障害了。”

　　在“正见”的语意上，西方的苏格拉底在论述中也曾有过类似的见解，他也是将人的罪恶、虚伪和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诉诸人的无知，与佛说是很接近的。然而在知识与发展的历程中，东西方又分别导领出有着相当差异的轨道。金庸先生挥语如行云，对这个问题作了扼要简明的分析：

　　“西方的哲学传统里对知识是相当重视的。柏拉图也曾认为追求知识就可以完满地解决人生问题。发展到康德，有一部分的理念就和前面所提及的佛家‘去所知障’的精神相近了。康德认为人永远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智慧和真理，它和人类的语言及思辨能力是相抵触的，知识亦无能为力。康德只作如是说，并没有进一步地说明。而在佛家则进而用打坐以及默想以接近真智慧。禅宗尤其主张如此。这就是属于宗教的问题了：信则是；不信则否。哲学家想当然是不容易接受的。佛家基本上认为一切哲学的解释，总是片面的，也就是有限的。有人问佛祖：宇宙是有尽是无尽的？是有限是无限？人死后会如何？问了十四个类似的问题，释迦牟尼都不回话，这是著名的‘十四不答’。这些问题获得不同的解释，却终不能有答案，提问便是无稽的。释迎牟尼还作了一个比喻：

　　有人中了毒箭，这时去研究那箭身的质料为何，研究那箭羽的种类为何，研究那射箭人状貌如何，诸如此类皆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怎样去拔出毒箭，救回一条性命。”

　　“——唉！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个人于佛，只是初学，修习的是较古的原始佛教。其实人人学佛各随缘分不同，而有不同的‘法门’的，有人学佛是为了研究学问，宗教的意味变淡了；有人修佛是出于信仰，即使不能读很多经典，只要一旦开悟，也有所得。”

　　金庸先生显然是不准备多说什么了，无语因缘，在座者也多只便会心而笑了。

　　接着，座中人的联想忽发，从佛教世界到武侠小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十万八千里的旅程，而追怀之下，《西游记》这部书已如“筋斗云”般浮跃而来。

　　金庸先生倾身换了个坐姿，缓缓道来：“《西游记》原先也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总是附会故事，敷陈情节，刻画人物，最后辑补撰订的。其中猴子造型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印度史诗里的英雄人物去。佛经中也利用了那些传统的民间故事，后来传入中土，踵事增华，便不只于佛家一门。《西游记》里儒、道两家的风味和理想也具有相当分量的地位，这是中国人合异取同的天性了。”

　　当人们提及金庸先生早年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他连忙摇摇手，笑道说：“我在电影工作上是完全不成功的！早些年，在左派的长城电影公司做一年多，导过两部戏。他们对于戏剧的限制非常严，编个剧本要这审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个适当的创作环境，我没有待下去。一直到现在，他们似乎仍然未曾摆脱那许多束缚。

　　去年，中共召开‘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许多人在会中也强调了：主题的限制需要放宽，创作需要自由。连也在开幕典礼中说：中国地大物博而历史悠久，文艺创作也必须要有多方面的表现。至少在趋势上，放宽是不可避免的。记得去年我在香港，见到一出由大陆的剧团所演出的京戏《辛安驿》，竟然也采用传统的演出形式，刻画一对假凤虚凰的思春之状，这和前几年中共的姿态是大异其趣的。

　　中国是大的！大中国怎么能任少数人意向所使，翻云覆雨呢？形势是自然而然与人的心灵相启发、相印证。从文学艺术或是哲思玄理之间，我们可以管窥出一些历史发展的端倪，人们必须一步一步走向自由、开明、宽容而民主的理想。据我个人三年来的观察，大陆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倾向和趋势。至少已经公开承认台湾三十年来经济上的成就。——这从某方面来说，称得上是进步的基础。”